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1-0074-09 随着学院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的崛起，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向纵深发展，并且初具学科规模。这一学科化的标志，当然是以近年来一些文学史著作的陆续面世而为其象征，比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丁帆、许志英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等等。正是文学史的撰写，带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并为此打开了诸多的研究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者发现的，不仅是极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和灿烂的研究前景，同时，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随之清理。这些问题可能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如何看待“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的写作 “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正在受到研究者的重新重视，这方面意见可以见之于洪子诚、王尧、李扬、董之林等学者的一系列论著。其中原因相当复杂，各人的研究目的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也许是共同的：随看“现代性”概念的引入，研究者开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中游离出来，也就是说，不再简单地把1949—1976年的历史视为“封建主义”的“专制”时期，而是将其移放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讨论，尤其努力揭示的是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构成，包括前现代/现代的话语纠缠和并置。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被逐一打开。 即使在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层面上，研究者同样注意到，离开对“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的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复杂因素亦将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揭示。比如说，在对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我们或许可能对“知青作家”及其文学写作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样，当代汉语书面语的确立，其源头一方面在于“五四”新文学的实践，而另一方面可能在于赵树理等当代作家的写作努力，包括普通话对方言的压抑和冲突过程，等等。 对“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视，可能会引起诸多观念乃至研究方法的变化，包括对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念的突破。 2.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工作 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要向学科化方向努力，资料收集工作显然是其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重论著而轻资料的倾向。这一倾向可能来自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某些客观因素的存在，比如一些重要档案的未被解密，或者某些当事人出于种种因素而三缄其口；二是当代文学的研究人员大多又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因此，经验和个人记忆常常会使他们忽视资料的收集工作，问题是这种经验和个人记忆未必完全可靠；三是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评论化”倾向，或者说过多地依赖文本解读，可是如果缺乏资料的必要支持，这种文本解读常会存在“阐释过度”的危险；而第四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在目前的学院体制管理中，资料收集工作常常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包括工作量的计算甚至职称晋升的依据。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使当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严重滞后。举例来说，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上享有盛名的陈子善教授，当代文学研究中就很少见。 事实上是，如果离开必要的史料支持，当代文学研究就会显得相对单薄。比如说，“胡风事件”究竟对当代文学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影响程度究竟如何，这就需要很多史料来支持说明，而在这种说明中，我们或许能更好地辨析那一时期政治和文学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十七年文学”中，像《林海雪原》等许多长篇小说都被出版社编辑“加工”过，如果能找到这些作品的原稿和修改稿，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就能进入一些问题的讨论，比如当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某些原因。 即使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在也面临资料收集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文学事件、文学运动或者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都需要重新的梳理、辩证和分析。当然，它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相关的社会背景都应该在史料视野之内，比如说，我们研究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恐怕就不可能忽视有关“潘晓”文章的社会讨论。 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并身体力行，比如王尧、吴俊等人在“口述文学史”方面的努力，即是一例。而更重要的是，对“资料”的重视，还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走出对“文本”的孤立理解，进而将整个的当代文学史视为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其中包括编辑、出版、教育等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最近，靳大成主编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就汇集了诸多重要期刊编辑的回忆文章。 3.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内/外”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当代文学研究正是脱胎于当代文学批评，因此，对作品的重视和细读，既是它的特征，也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久而久之，也慢慢形成了某种观念上的默契：即把对作品的分析视为当代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作品以外的诸多因素，则被视为所谓“外部”，并以此形成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内/外”之分。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当代文学的“外部”研究，比如，编辑、出版、市场、教育，等等，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即是一例。 然而问题是，所谓“内部”与“外部”只是相对而言，难以作一绝对划分。举例来说，比如编辑、出版等外部因素，常常又会内化为写作者的视角和思维模型。而某部作品的产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编辑、出版等外部生产的格局。因此，“内部”和“外部”更多的是一种互动的或者相互转化的关系；当代文学研究更需建立的，可能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或者一种“大文学史”的观念。 这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不再把文学史仅仅处理成一部相对封闭的“经典作品史”，而是把作家、作品、社会、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编辑、出版、教育，等等，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并在这一生产过程的仔细辨析中，探寻问题所在，或者说，当代文学“为什么要这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