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446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中撰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算起，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史学家的最初构想到今日如此之格局，已有半个多世纪；即便是历史需要沉淀，减去十年时间，也至少有四十年经历足以评说。 学科建立，很大程度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叙述得以形成。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就此而言，探讨哪一部作品或哪一位作家是其代表，哪一年、哪一月是其开端固然重要，但这些讨论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研究者在历史分期、作品解读等方面迥然相异的说法，其实源于叙述观念的分歧。因此，当人们穿行于浩瀚的史籍，原本可说是“独步历史”，但历史并非与生俱来，天生摆在我们面前；而经过口口相传和一定知识的整合，最终成为我们所见到的历史。于是，那些隐藏在叙述背后的观念，并由观念连缀而成的、对历史相关性的理解，便越来越引起关注。 1 当代文学史研究遇到的问题，并非由于缺少历史叙述；反之，恰恰是由支撑叙述的观念出现分歧所引起。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人们希望文学史叙述回到文学自身，摆脱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特别是摆脱当年政治运动强加给文学的种种清规戒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对新时期文学充满期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同样具有密切的联系，似乎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文学才又回到文学自身；另一方面，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越来越不屑一顾。这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所存在的差异，比较的方法向来是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而是一种非好即坏、将问题简单化的思路，使当代文学史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创立于建国初期，其研究对象的上限也从这里开始，而不是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但为要写出一部“纯文学史”，考虑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生活为文学留下的印记，只要进入这个领域，就无法将“十七年”文学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剥离出来，这使得人们心头的疑云日渐升起：这时期的文学究竟是不是文学?有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价值?甚至更为极端的做法是，在检讨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同时，就像泼婴儿的洗澡水，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 强调文学史叙述的自律性，这在八十年代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关于它的讨论可谓源远流长。当文学研究从一般阅读中分离，人们便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批评在一些俄国青年学者中兴起。罗曼·雅格布森在谈到这一流派时曾不无“遗憾”地表示：“人们在讨论‘形式主义派’的总结时，总是把这一流派的开拓者们自负而天真的口号与其科学工作者创新的分析和方法混为一谈”(注：罗曼·雅格布森：《序言：诗学科学的探索》(1965年)，《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俄苏形式主义论文选》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因而忽略了他们所针对的问题。当时，这些青年学者对“艺术史尤其是文学史还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causerie’(法文，意为‘漫谈’)”的倾向十分不满，认为“‘漫谈’没有什么确切的术语。相反，词语千变万化，字句模棱两可，正可以做文字游戏，这正是使谈话娓娓动听的便利条件”(注：罗曼·雅格布森：《论艺术的现实主义》(1921年)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由于过去艺术史没有科学的术语，阐释对象缺乏批评的筛选和明确的限制，而“文学史要最终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具备可靠性”(注：特尼亚诺夫：《论文学的现实》，见《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选》，转引自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第14页，三联书店，1988年1月。)，因此他们提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神话故事的结构”，“叙述形式的类型学”等主张，意在使“文学学”和“文学史”成为一门科学。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使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从漫无边际的“漫谈”中渐渐分离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就那些学者提出的具体方案而言，形式主义又实在是“一条挑战性的标语”，因为任何人若想“论证形式主义者的真正成就，就在于表明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形式主义”(注：罗伯C.赫鲁伯：《接受美学理论》第33页，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年4月。)。从文学形式入手，探讨“情感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关系”、“叙述形式的类型”、“神话故事的结构”等之所以形成的因素，无不与时代、社会、政治和历史等“非文学”领域相关。另外，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文学史形成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因素的作用并非外在于文学的形式，而是融会、贯彻于文学形式之中。换句话说，如果不借助对这种相关性的分析，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文学史的来龙去脉。 2 把历史看作一种叙述，并以诗学的方式建构历史，这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对历史学别开生面的阐发。如果从积极的方面理解，这种看法不意味历史学家可以任意虚构历史，新历史主义也这样认为，“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他感觉受到了污辱”。他们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注：[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历史学家打破以往叙述的成规，这种貌似神奇的构想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根据他们的研究表明，以往的历史“规划”，缺乏“一种全面的综合性”。历史原本有更为多面的因素，更为复杂的缘由，片面地强调某个方面，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树林，使人看不清历史的真相。因此，与其说新历史主义主张构筑神话，不如说这一派历史学家看到一些由过去“神话”所遮蔽的历史相关性。 实际上，今天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正由于对历史相关性的片面理解造成的。建国初期，史学家对今后文学的性质便有十分敏锐的提示：“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它不仅标志“全国人民的社会的和物质生活的解放，而且同时也必然是人性上的、智能上的和情感上的整个解放；这当然也就给新中国的文艺带来了最丰富最伟大的主题内容”(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446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重大的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社会与文学的变迁，史学家重视文学史与社会政治演变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文学断代的理由。在此基础上，革命与新生显然是当代文学“主题内容”的主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