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唐弢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同时举行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是能够体现唐先生的一个基本精神的：他始终对青年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爱护；这可能有鲁迅传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显示了现代文学的某种特质的。我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唐弢先生对年轻一代的关爱与扶植的，尽管我认识唐先生时，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青年”。而尤其使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与唐先生仅有的一次通信中，曾有过的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的讨论。问题是由我给同代的学友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议论引起的；我在作出“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的论断以后，又作了这样的发挥：“(我们)每迈一步，都强烈地感受到与时代、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观念、思维定势、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以至语言习惯，对我们的束缚。于是，我们只能一面挣扎，一面前进。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形象，经常处于‘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与惶惑之中。我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就如鲁迅所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石一木，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现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将不是由我们，而是另一代(很可能是好几代人)手中实现——他们处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理应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合理、更健全的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注：钱理群：《同代人的观察和理解——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世纪末的沉思》，113～11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唐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即给我写信，批评我在文章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在他看来，各代人都有自己可干的事，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大有可为的。读了唐先生的信，我自是十分感动；记不得有没有写回信，但先生的鼓励与期待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了。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昨晚我又重读了当年的文章与唐先生的来信，颇有几分感慨。首先注意的是一个事实：文章中所期待的“另一代”学人今天已经出现了，而且恰恰是我们这次评奖的对象，获奖者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多少有些进化论的痕迹；今天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开放、自然的心态来讨论各代人的关系：前一代人当然不是不可逾越，后一代人也不是注定超过前人；各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因此获得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而产生了讨论的兴趣：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出现的新一代学人，是怎样“找到自己”：形成自己的特点，获得自己的价值的? (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一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指这次评奖的对象：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从成长的背景来看，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大学，在80年代末经历了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以至危机以后，在90年代逐渐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与思想、学术的支点，而终于陆续发出了自己的日趋有力的声音的一代学人。 这一代中的一位学者薛毅这样谈到了自己在寻路过程中的“思考、困惑和矛盾”：“我在探寻我以前所信奉的一切的真理性，我在怀疑和拷问它们。但我并不愿意弃绝它们，而希望能够留下一些东西来。换言之，我既愿意做价值的批判者，又愿意做价值的守护人。这双重角色很沉重，有时不免相冲突，不免要去调和二者的紧张关系，不免无法真正调和，不免要重新思考那已经写下的文字。最严重的时刻能使我‘失语’，进入一种‘无词的言语’式的困境”，但也就是在对这样的困境的直面与挣脱中找到了自己“以后研究的新起点”。(注：薛毅：《无词的言语·后记》，256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我不知道薛毅的自白在他的同代人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我从中读出的几点意思却是我感兴趣的：作为90年代的学人，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前代学人，也就是老师辈的学者，以及80年代的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即继承、坚守什么，怎样继承与坚守；批判与扬弃什么，怎样批判与扬弃。而更为复杂的是，批判与坚守，有时是“不免相冲突”，而且“不免要去调和”却又发现“不免无法真正调和”。这样，对前人与前代学术的批判与质疑，最后都转化为对自我的批判与质疑，并不能不经常陷入“失语”的状态，即使勉力表达，却不能避免艰涩与缠绕：表达的困境背后是思考的困境，学术的困境与生存的困境。这样，就在90年代空前艰难与空前复杂而丰富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环境中，孕育出了这样的渗透了怀疑主义精神的学者——当然不能以此来概括这一代中的所有的人，但在我所接触的许多严肃思考与追求的年轻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大概还是真实的。记得当年汪晖在评论我的《心灵的探寻》时，曾经说过：“尽管他一再地谈及‘20世纪’，但从本质上说，他距离萨特、加缪、卡夫卡还相当遥远，倒是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有更多的关系。”我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是无法摆脱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启蒙主义立场)的；这或许正是在萨特、加缪、卡夫卡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试图质疑、摆脱，而又希望有所继承、坚守的东西——他们对萨特、加缪、卡夫卡也有所质疑。这就有了这次获奖者之一的罗岗对他的导师王晓明的这番话：“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和你们一样坚守它们。我们想要有更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可这很难……”而且又有了王晓明对他的学生的困惑的解读：“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相当迅速地接受了从域外传来的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非常犀利，足以帮助他们‘解构’昔日和当下的许多思想错觉，但同时，他们在80年代建立起来并据以整理——有时甚至是压制——自己的生活感觉的一些理智的信念，例如‘启蒙’、‘知识分子’，等等，也随之受到了质疑。他们并不放弃这些信念，但似乎也很难像十年前那样无条件地信奉它们。他们努力想重建比‘启蒙’更可靠的思想立足点，但当用福科式的眼光细细搜寻以后，他们却不无沮丧地发现，除了一个抽象的‘批判’的立场，除了从这个立场出发，借用合适的理论来搭建一些临时性的论述基点，就无法再有更确定、也更稳固的思想立场了。”由此而开始的将是一个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信念、价值重建的追寻过程。(注：王晓明：《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256～257页，罗岗：《面具之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所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在90年代，也经历了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质疑，以及质疑后的坚守，形成了一个“在质疑中坚守，在坚守中质疑”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立场。但从主导方面来说，恐怕仍然是沿着80年代的惯性一路走下来，只是没有了当初的自信与一往直前，而是多所怀疑与犹豫；而且因为自知已无大变动的精力与时间，面对矛盾，也就将其悬置起来，无力也就不想去解决与克服了。年轻一代则不同，他们前面的日子还很长，许多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困惑与痛苦，是比我们更为深重与深刻的。这一点，是我们考察这一代学人所必须注意并给予理解和同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