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把阎连科的小说看成“吊睛白额锦毛大虫”，也就是老虎。它有威势，有力量。有斑斓的毛皮，有花朵般的蹄印。它特立独行，悲愤而又绝望。它脚步迟缓，却会一跃而起。它远在天边仿佛虚幻之物，又近在眼前如同冰封的大地。它是真正的濒危动物。它要吃人，而且不吐骨头。 我这里谈的是《受活》，阎连科的最新创作。在娇小宠物流行的时代，这个庞然大物无疑是真正的异数。阎连科是在酷烈的耙耧山区成长为庞然大物的。“耙耧”，这一以农具命名的地名，带有强烈的农耕气息，但它自始至终都在现代性的旅程中备受困扰——在阎连科多年苦心耕耘之下，“耙耧山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地形图上最奇异最复杂的景点。耙耧之于阎连科，就像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地坛之于史铁生，马桥之于韩少功。当然，那也是约克镇之于福克纳，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这代作家中的最优秀分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有自己稳定的后方，有着与脐带相连的审美乌托邦。他们常常是外面打上一枪，然后就快速回到老地方。但与另外几个人不同，耙耧山区从未成为阎连科安置灵魂的地方。他在那里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痛苦；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虚无；与其说是审美，不如说是审丑；与其说是乡音未改的旧别重逢，不如说是鬓毛早衰的浩然长叹。通过《受活》，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耙耧痛苦地翻身，在耙耧尖锐地咆哮。阎连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乡土中国的另外一个视角，一个非常必要的视角。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在阎连科的《受活》中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书写。啊，读者上帝可以作证，我很少使用“最”这个字，如果使用那也是在反讽意义上的。但是这一次，关于《受活》，我无法躲开这个“最”字。 那个由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它的使命可能是冷战以后人类最奇特的使命，是乡土中国进入WTO以后才会有的一种使命，宛如被疯狗追逐之后的“必须之举”。这是新世纪的世俗神话，一种小神话和伪神话，一种当代传奇，一种一千零一夜之后的第二夜。那是耙耧人带着镣铐的舞蹈，是扭曲的乌托邦情结中的反乌托邦狂想，是反乌托邦狂想中的乌托邦梦魇，是两者杂交后的生命力顽强的怪胎。摩西率领子民越过沙漠走过红海，柳县长领导人们走出耙耧通向红场，并妄想通过这一最奇特的方式使自己永垂不朽。阎连科擅长描写“性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他笔下的人物有了快感要呻吟，没有快感便撕裂般的嚎叫。这一次，阎连科把那种性的呻吟和嚎叫变成了残疾人在与权力交往时的呻吟和嚎叫——它多么像民间与庙堂之间那种“扒灰式”的呻吟和嚎叫。而残疾人与圆全人的交锋，在书中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阎连科的描述迫使我们都有残疾人般的自我认同，并在现实当中感受到那前所未有的戏谑和屈辱，汗水和泪水。 面对中国如此复杂的现实经验，无论是“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先庙堂之忧而忧”，厘清筋络击中肯綮都是极端困难的。面对此种情形，阎连科的小说有一种虎啸山林的悲壮，有一种血气，有一种牛粪上盛开的恶之花似的妖冶迷人。这是极限的书写，也是极限的阅读。这是对文学史的绝望反抗，也是对文学史的激越启迪。那只老虎，那只在耙耧山区修炼多年的吊睛白额锦毛大虫，当它踩着迟缓的步履从冰封的大地上走过来，当它突然一跃而起摧枯拉朽越过文学地形图上的种种禁忌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可能感受到那种惊怵，那种致命的力量和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