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给人们的启示有许多，但对作家来说最大的启示莫过于深刻的社会良知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和生命。在我看来，深刻的社会良知，就在于与人民血肉相连。只有与人民血肉相连，才能对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不仅能直面和反映其真实的生存状况，不仅有勇气为其苦难而无私无畏地“鼓与呼”，而且能够超越一般的同情，以理性的精神和不倦的思索来揭示其苦难的根源，探求其解放的道路，才能在影响社会的重心和合理走向上产生最大的作用。 对于我国九亿之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我以前也所知甚少，即使看到过其一些困苦状况，也只是流于一般的同情，对于这种不合理没有产生过进一步追问的欲望，并且时过境迁也就淡忘了。可是读了《中国农民调查》，我就不仅震惊于中国农村的极度贫困、中国农民的深沉苦难，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极度不合理，有了从感性到理论和具体数据的认识，而且为作者陈桂棣和春桃那种对于农民的苦难和命运的感同身受的强烈责任感而深深感动。他们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带着对“三农”问题的无情追问，对安徽50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的“地毯式”的采访，深深痛感到农民的苦难和渴望，并且从农民的实际处境来评判当时农村“税费制”的不合理，从而使自己揭示的真实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冲击。我想，假如有人认真读过此书，对于我国农民的苦难和命运无动于衷、冷漠依旧，那么就有理由痛斥他缺少起码的良知!作品不仅仅停留在揭示农民超负荷的重负和向鱼肉他们的乡官、村霸抗争的一桩桩血案的触目惊心，而且通过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量资料的研究、通过对这些问题深有研究的专家的采访，把笔触探入到历史和现实的隐秘的深层，揭示了农民从建国以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的难以想像的牺牲和贡献，和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承受的难以想像的掠夺。作者指出，农民的极度贫困是推行“城乡公治，一国两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构、与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等的体制和政策的结果。作者告诉我们：单单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1953年1978年的25年间，中央政府就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六千亿到八千亿元，而截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当时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九千多亿。“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上源自中国的农业!”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到1998年，短短的十八年时间，“剪刀差”价就增加了将近十二倍，1999年高达3951亿元!再加上多如牛毛的税和乱集资、乱收费，乡官、村霸的敲骨吸髓的盘剥，中国农民确实被逼到了绝境!作者不能不发出深深的喟叹：“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而绕开农民负担制度上的原因来谈减轻农民负担就等于没有说! 对那些冷漠无情、压榨掠夺农民又极其残酷，甚至盘剥勒索、敲骨吸髓，禽兽不如的“官员”、“执法者”和恶霸，作者的鄙视和愤怒是溢于言表的。作品文字质朴，但因为真实，所以有力，涌动在其中的感情也是真挚感人的，这是作品的生命之所在。“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白居易作为封建官僚，在农民的疾苦面前，尚有如此良知，而我们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官吏和“执法者”，面对困苦至极的农民却依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甚至草菅人命，这种丧失天良的兽行，难道不值得人们深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