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看《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感想很多。我要对写这本书的作家表示敬意，他能用几年时间写出这样的人和事，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良知的体现。 关于这本书所写的人和事，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听到了太多的议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可能还是要多听前辈学者的意见。在近百年来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谁能说现在中国农村的问题仅仅是“三农”问题呢?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的教育部曾请过美国麻省农科大学校长白德斐来中国，想听听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见。这个美国人非常负责，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名为《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报告由中国几个当时留美的农学家傅焕光、邹秉文和过探先翻译成中文。这个报告在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诸多办法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提倡农民组织。二、乡村教育。白德斐专门对中国农业领袖的问题做了说明。他说：“希望中国有经验之领袖人才，共起而解决中国之各种复杂重要之农业问题，农业政治家确乎为今日中国必不可少之人才也。”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都特别强调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发展。 董时进也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对中国农村的出路有过许多想法。董时进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博士。创办中国农民党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当时众多小党派中，中国农民党成立的时间较晚，1947年5月12日中国农民党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中国农民党的建党宗旨，董时进在成立宣言中专门作了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关于中国农民党的性质，董时进曾一再声称是代表农民的政党。“党员当然最大部分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由于大多数农民知识很低，政党必须由了解和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为了便于参政，“特别欢迎政治学家及一切贤能之士参加”。中国农民党主张改良，反对暴力。他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中国农民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身上，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它反对土改政策，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当时曾受到国民党的压迫，它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8年，新政协建立前，农民党也曾想谋求一个位置，但因为它的土地政策最后没有得到。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约见董时进，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并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虽然董时进不再参预政党活动，但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具体说就是他认为不能人为变更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1950年，他还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董时进的这些看法，当时受到了严厉批评。他后来到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回来过。作为一个学者，他早年的学术观点，对错都可以讨论，但作为中国早期受过完整训练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的意见可能还值得参考。我一边看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一边总想起中国早期农业经济学家的意见，今天研究中国社会的人会比他们更聪明吗?我不敢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