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为《中国农民调查》，但在材料上却并非完全是第一手调查而获得，比如引来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丁作明、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的小张庄惨案、惊动了公安部有关人员的王营村上访村民等，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或者是有了正式处理结论的。该书的重头戏——推进税费改革的过程，虽历经波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策，形成文件，从而迎来了“中国农民的福音”(作者语)。这多少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作者涉及的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上的一角，而整个冰山仍然隐藏在深深的水域之中。 而且作者都是写过报告文学的，对这种体裁笔者了解得十分有限。但通过这几年接触纪录片的经验，对那种文学的、有时候是戏剧性的笔法来描述一个客观而残酷的事件，时不时插上一段主观议论，来告诉读者应该得出什么结论的做法，感到有些不习惯。 尽管这样，笔者还是要说，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对于仍然抱着一种逍遥状态、整体上“作壁上观”的文学界，可以说是挽回了一份尊严——面对这四处激荡不安的社会和时代，适时地交上了一份自己的答卷。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向友人发问：为什么在苏联和前东欧地区，关心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而当前中国这一角色却由身为学者的人们来承担?那么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仍然有人保持着基本的人类良知、基本的现实感、基本的看待世界的善恶是非的尺度。 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书中表现出来的专注和耐心。应该说，对书中所涉及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程度不同地有所了解，对其恶劣和残酷大体有一个估计，但常常因为无可奈何而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两位作者的可贵正在于，在这种几乎丧失言说的可能性的地方，他们的目光紧追不舍，把那些混沌得像泥点一样的细节打捞出来，将杂乱无章的现象纳入可以理解的范围，对这种可以说掉到人性水准之下的生活，赋予一种人性的和正义的尺度，从而也赋予了它们以尊严。读这本书，你会感到作者像提了一壶沸水，他们所讲的那些事情不是捉襟见肘的一桩两桩，而是咕咚咕咚往外冒，遍地的泉眼一般。我得承认，某些令我不习惯的地方，同时也是让我感到叹服的原因。作者不是冷眼地从旁描述，而是像局中人一样积极地分析、筹划、出主意、想办法，从中你可以感到他们滚烫的心肠，用老话说即“古道热肠”、“肝胆相照”。 也许这样的稀缺元素在另外一些作家眼里，正好是“小儿科”一类。这些人的“成熟”是有理由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是被主导意识形态强奸最惨烈的一个领域，其中最大的隐痛还在于为数不少的一些人是自己“迎”上去，自愿充当奴婢而自身阉割。这就导致了在其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文学界谈“政治”、谈“社会”色变，仿佛那是不能近身的“梅毒”，又要遭致曾经发生过的惨祸。在这种“创伤记忆”的支配下，又分出表面上截然相反的两支：一支是重新打扮成“纯洁少女”，以“语言”和“叙事”为界，唯恐再次上当受骗、遇到不测；另一支是打扮成“混世魔王”的模样，其逻辑是——既然我曾经被玷污过，那么其他所有的人都别装蒜，统统是一路货色。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而无论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迄今还在为当年的“失身”继续付出代价。 很难说这符合中国古话里说的“吃一亏长一智”。如果说要吸收什么教训，恐怕不能说是文学界自身招蜂引蝶，于是需要改作尼姑或充作流氓，写“纯诗”或在污水里翻滚。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文学界所拥有的空间，并不是自己通过奋斗而争取来的，当年的被施暴者主要是由文学之外的力量所解救的；那么在中国新一轮的社会分化和组合当中，文学界是否能够和其他领域一道，为促进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改变某种外部环境同时也是确立文学自身的尊严，还是一个未知数，仅仅拥有极少量的迹象。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中国农民调查》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