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民间传说是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真实的反映美国华人社会体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发挥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功能。表面上，它在叙事艺术的层面上反映出华裔文学自觉选择的文化视角，突现的实际上是在文化交往中中西文化在历史语境中动态的、必然的整合过程。这种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华裔文学所构建的跨文化语境。 一 我们在所有华裔作家的作品中几乎都能看到这种利用。在《女勇士》里，汤亭亭借用了蔡琰远嫁异族匈奴的故事来表达华人在他乡守成与变化、回归与归化的复杂心路历程。小说第二章《白虎山》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隐喻女主人公在美国的成长历程，有着统摄全书基调的叙事作用。故事中的小女孩7岁进山修炼，引导小女孩出发的正是象形的“人”字。也许一个美国读者会将小女孩进山学艺与艾丽丝奇境游记中那只“兔子”联系起来，但那些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马上会对他(她)提出巨大的挑战。与西方人所熟悉与利用的“金莲”、“辫子”等不一样，这些符号对他们是陌生的。且不论“花木兰”、“长城”、“岳飞”等一系列重要传统文化符号，细微之处的“苍龙”、“白虎”、“桃枝”、“灵芝”、“金蟾”等，无疑都会构成严重的阅读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符号连缀结构成可能为西方读者所痴迷的“博尔赫斯”式的东方迷宫。也就是说，如果不放在一个中国语境里，小女孩之各种行为就会变得奇异难解。在《中国佬》里，她又插入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十分巧妙地将它与华工的精神状态与所处的现实环境织成一体，烘托出华工远离家乡，得不到亲情抚慰的艰苦生活。 “龙”在华裔文学中的象征性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巨大的象征性是语境移置造成的。刘爱美的历史小说《云山》开头即有一个龙的意象，它作为一个符号的内涵是：1.象征着中国是一条在东方沉睡的龙，它在觉醒。这个龙的意象观照了小说的主题，即试图通过一对恋人的故事来展现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2.它具有广东与美国唐人街色彩。龙，按广东方言被拼成“地龙”；地震，被按广东方言说成是“地龙震”(tilungchen)(Liu 49)；3.这个龙的形象是正面的，可以被看成是对美国“黄祸论”文学的反抗。在《女勇士》第二节里，汤亭亭也将龙的意象与大地联系起来，以龙来象征华人的生命力源泉。到了《中国佬》，汤亭亭再次“造”了一条龙，作者不但将龙与以生命为根本的大地相联系，尤其是隐藏于英语里，使“龙”这个符号放在如此激情洋溢的互文里，暗示了对文化本源的一种遥望、对龙所代表的中华力量的渴望。作家还特别强调这条龙源自中华故土，迁移至夏威夷，成为最早来到美国(夏威夷)的华工的精神象征的动态过程。 另一个在华裔文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是关公。它更能清楚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如何从原生环境迁移海外而因此产生出新的内涵，反映原生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的流变方式与形态，即反映出一种新与旧、此与彼的整合。英雄崇拜是民族心灵的一种建构。关公崇拜的形成反映了中华文化建构的过程，即如弗莱所说，叙事艺术中作为原型的宗教崇拜、神话和民间传说具有文学上的人类学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关公本来只是一个普通将领。《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陈寿 7)。真正的关公，并未有后来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圣迹，这些圣迹包括桃园结义、夜读春秋、过关斩将、千里单骑、古城聚义、华容道义释曹操、刮骨疗伤等。关公崇拜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促成关公崇拜的始作俑者是民间讲唱艺术和通俗小说。最初，关公是按照民间讲唱艺术和通俗小说塑造英雄的模式创造出来的英雄形象。关公在讲唱艺术和通俗小说中不断被英雄化的同时，正统文化也随之在对其加以利用，将这个形象圣化。至清朝，关公最后被圣化成“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在民间，他最后被当成武、文圣公崇拜。正是经民间流播与皇权圣化的整合，关公成了中国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神，其象征的内涵几乎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中民间与正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关公形象移置于华裔文学中，其文化象征意义凸现为原生中国文化的海外堡垒，是华人民族记忆、乡土观念的寄寓，它与其它神话与民间传说一起，共同塑造着华裔文学的丰富肌理。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这样描述：“可是无论怎样，我们总会获胜。关公，这位战争和文学之神总是助我一臂之力”(35)。早年在美国的华人居住点，华人剧团常辗转巡演关公戏，在华工简陋的家中也总是悬挂着关公像，汤亭亭的《中国佬》对此也有描写：“两张差不多大小的祖父与祖母的肖像与一张关公像并列挂在餐厅里”(125)。看关公戏能激发华人的生活斗志、鼓舞华工的精神。关公身上所象征的英雄气概和高超的武艺，都是华人在异国他乡的险恶生活环境中所神往的。《中国佬》里阿公离开铁路工地后，在颠沛流离中来到加州省府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的华人聚居点。当他认出了戏台上正英勇杀敌、与刘备张飞结拜的红脸长须关公，精神为之一振：“关公是位武神，也是文神，他文武双全，已经来到美国——关公，关爷爷，他是作家、武士、演员和赌徒们的祖先。他惩恶扬善，是我们的亲人。他不是我们相隔千年的祖先，而是我们的祖父”(152)。“到美国来了”——这种文化的动态迁移还表现于本土中国的关公是随广大的广东农民漂移美国的。美国华人社区上演的关公戏主要是粤剧，早在1852年10月18日首次公演的中国戏即为粤剧，地点在亚美利加剧院，剧团是三鸿福堂剧团，有演员123名。(注：据陈依范：《美国华人》(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70—71。)赵健秀认为，广东粤剧“在语言、风格、细节、事件和场景方面都已做调整，在新的人生经验、新的语言上适应了华工的精神世界，并以此说明了新的经验、新的历史”(Chin,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The Dragon Introduction)。言下之意，即关公已经成为美国华人的关公。赵健秀这番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他的创作源泉是唐人街文化，他要以美国唐人街文化来向白人主流文化挑战。但无论如何，关公作为文化符号在华裔文学中的丰富象征意义，即作为中国文化在海外延伸的象征，能使我们更清楚更完整地看到华裔文学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