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期的冷战时代，台湾官方的文艺政策，也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张道藩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原载《文化先锋》创刊号，此据《乡土文学讨论集》(尉天聪主编)一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4月版，第815—845页。)，开宗明义：“抗战后，我国文艺界起了变化，走出象牙之塔而趋向社会，趋向大众。文艺已不是有闲阶级的唯美主义者们在贫乏的内容上玩弄文字的东西，而变成了抗战的生力军。它负起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积极责任。它摆脱掉专门学者、美学家、以及超然派的文艺家们的羁绊，而跳入从事社会工作者怀抱，与抗战建国发生联系……事实证明：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文艺既成了救国武器的一环，那就与三民主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定出文艺的四条基本原则，而且在六个“不”与五个“要”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一要创造我们民族的文艺”、“二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 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强硬的“反共抗俄”路线，一方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和审查，要求以“战斗文艺”为依归，另一方面则通过设奖收买利诱(譬如1950年成立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就以每年5月4日与11月12日两次的频繁颁奖，鼓励“使用文学和艺术技巧，提升国家意识，传达反共抗俄的主题”的作品。至1957年该委员会解散，1000多人次的作家作品获此奖金和稿费。当时一首诗的稿酬是新台币100至200元，诗和歌一奖1000元，二奖800元，三奖600元。而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只有100—200元)(注：参见葛贤宁、上官予《50年来的中国诗歌》，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因此表现反共八股的诗文也成一时之盛。不过，既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表面上打的也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意识形态方面充满矛盾与缝隙；也由于现代台湾文学自身的复杂性(由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1945时期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殖民者不仅开展“皇民化运动”，极力推动包括语言在内的“日化”，并于1937年4月在学校和传媒禁用中文，台湾现代文学既受大陆新文学的影响，也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少迁台的作家诗人已经习惯了三四十年代的写作和文学生产方式，因此不仅“在朝”的政治文学无法独霸天下，反把因抗战而中断的现代诗运动，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一、边缘处境中的边缘求索 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潮以三大同仁诗刊《现代诗》、《蓝星》、《创世纪》(注：《现代诗》季刊创刊于1953年2月1日，由纪弦独资创办并任社长兼发行人。《蓝星》周刊创刊于1954年6月17日，为《公论报》副刊，每周四出刊，由覃子豪、余光中主编。《创世纪》创刊于1954年10月，原定为双月刊，但第5期后维持的是季刊形象，由张默、洛夫创办。)的先后创刊为起点，以“现代派”的成立为第一个高潮：这是1956年1月15日，在台北民众团体活动中心，以纪弦(1913—)为发起人，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冷、小英、季红、林亨泰、纪弦等9人为筹备委员的“现代派”集团正式成立，初次加盟者有83人，后又增至102人。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自诩，赫然打出6个“现代派的信条”，并加以“释义”： 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正如新兴绘画之以塞尚为鼻祖，世界新诗之出发点乃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象征派导源于波氏。其后一切新兴诗派无不直接间接蒙受象征派的影响，这些新兴诗派包括十九世纪的象征派、二十世纪的后期象征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派、新感觉派、美国的意象派，以及今日欧美各国的纯粹诗运动。总称为“现代主义”。我们有所扬弃的是它那病的、世纪末的倾向；而其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部分则为我们所企图发扬光大的。 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在中国或日本，新诗，总之是“移植之花”。我们的新诗决非唐诗、宋词之类的“国粹”。同样，日本的新诗亦绝非俳句、和歌之类的他们的“国粹”。在今天，照道理，中国和日本的新诗，以其成就而言，都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寄语那些国粹主义者们：既然科学方面我们已在急起直追，迎头赶上，那么文学和艺术方面，难道反而要它停止在闭关自守、自我陶醉的阶段吗?须知文学艺术无国界，也跟科学一样。一旦我们的新诗作者获得了国际的声誉，则那些老顽固们恐怕也要赞我们一声“为国争光”的吧? 第三条：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我认为新诗，必须名符其实，日新又新。诗而不新，便没有资格称之为新诗。所以我们讲究一个“新”字。但是我们决不标新立异，凡对我们欠了解的，万勿盲目地诬陷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