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针对刘亮程的散文创作，绝大多数论者异口同声地认定——这是一个需要全体国人来保护的奇迹。诸如郭小东、周立明两位竭力从道德重建的角度论证刘亮程散文的深刻性(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而蒋子丹则从哲学的角度宣称刘亮程建构了生命体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见《天涯》1999年第5期)——此种高调不绝于耳，令人应接不暇。更有甚者，有的论者如林贤治在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序言》里将其创作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他认为萧红、沈从文与汪曾祺等人无非是在故事、风俗里添加了一点抒情的气息，而唯有刘亮程独辟蹊径从心理文化的角度为散文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并非刻意要去维护经典，然而，我却真的无法承受这种另类“经典”，这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无论是从文本的美学角度还是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刘亮程的散文创作都不具备上述评说所认定的那样一种深厚的价值内涵。刘亮程不断重复的散文面貌，以及杂于其中的一点不免牵强的哲学意味，无论如何，也不够给他一顶“经典”的帽子。他的浮躁、矛盾、迷惘与刻意掩饰的灵魂无处逃遁，这才是真实的刘亮程。 但也有的论者表达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心声，“与其说刘亮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乡村哲学……，毋宁说其所表达的不过是被抛到了现代进程之外的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乡村呓语而已。”(注：沈义贞《现代进程之外的乡村呓语——评刘亮程的散文》，《文艺争鸣》2002年3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种评说依旧没能进入到刘亮程散文创作的灵魂深处，“城乡对立”其实是他所精心营造的一种模式而已。躲在“村庄”和“库车”背后的其实是一个非悲剧性的刘亮程，表层的边缘与对处于边缘、落后文化里的下层人事的“同情”只是他为了获取现代文明认同的一种叙述模式而已。 从遥远的“黄沙梁”走来的刘亮程，以表面上的对故土极端疯狂的迷恋与守护，获取了世人慷慨的同情与惊叹，其文本所谓之“异类性”恰恰满足了那些久居都市、饱经现代文明困惑的文人干枯的精神上所需要的慰藉与安抚。这又不得不使我们提及一个永恒的概念——乡愁，鲁道夫·伯耐特为之作了一段极具哲学性的描述：“在回忆中，我们不仅体验了一个用过去和将来相互交织的当下时间，而且还将时间体验为流逝的运动这种短暂而复杂的乡愁体验的巨大魅力，同回忆者逃离世间的现实化活动密切相关。这样，回忆就不仅保证了我的生活时间有一个连续性，而且保证了我自己在时间过程有一个同一性(identity)。”(注：赵敦华编《欧美哲学与宗教演讲录》(海尔曼·德丹 麦尔维尔·斯图沃特等讲演)，P3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乡土的依恋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产生了巨大的时空断裂感，而刘亮程散文的出现，在心理上延展了我们对乡土的记忆，重新找到了一种几近丧失的内心上的安全感。诚如安登尼·吉登斯所言：“前现代性情境中的地域性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注：安登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P90，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而聪明的刘亮程却凭借他假性的执著，试图逆转这种模式。然而从实质上来看，这种逆转不过是逃离的一种方式而已。随着中西文化越来越明显与激烈的交融和碰撞，我们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言者——知识分子在理性上面临作出选择的时候，都绝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这种“本体性安全”的消解，承受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空前压力。 二 还是让我们来剖解一下刘亮程的双重文化心理吧。单从《一个人的村庄》这个题目来看就大有可解之处，刘亮程突出强调“一个人”其实质就是想凸显黄沙梁的边缘角色，他试图借此渗透给读者的巨大荒凉感恰恰暴露了他的伪农民心态。在摆出荒凉、孤独姿态的同时，他已于无意中凌驾于整个村庄之上，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物都成了他施舍爱的对象，甚至连牛粪都成了他向世人展示其博爱胸怀的象征物。“博爱行为含有一种破坏性本能和动机力量。首先，这种行为使你在和接受这种博爱的人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优越的地位，因为博爱行为中并非那么无私的一点就是希望得到受惠者的感恩。而这种感激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臣服的行为，尼采称接受博爱行为的人为牺牲者。因此博爱者仍然从隐秘的角度希望控制别人”。(注：杰姆逊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P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尽管刘亮程巧妙地把“受恩对象”置换成了大量无生命的物以及牛、马等低等生物，但通过这种置换，他却成功地实现了对阅读对象的控制，颇有戏剧意味的是众多读者与评论家成了牺牲者。刘亮程的此种希望突出自己边缘角色以获取进入现代文明前列的通行证的意图，偏偏弄巧成拙，暴露了他的根本上无法融入黄沙梁世界的伪农民身份。 刘亮程从原初的纯农民身份逐渐演变成一个城郊乡农机站管理员，并最终挤入省城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其妻原先就是一名县城银行职员，很显然他个人包括他的整个家庭在内都在努力向现代文明挺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无法保证他的单纯农民心态与偏执的自我压迫的农民身份认同，这种二重身份与心态在他的系列散文中是以两种强大的隐性方式存在着： 借重边缘角色强烈拒绝现代性 “我没有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被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向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步，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骑马(着重号为笔者所注)。”(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显然，刘亮程是抱持着一种不变的态度来抗拒现代性的征服，“马”在这里实质上成了现代文明的象征性器具。“我不骑马”显然是作者对自我边缘身份的大力张扬。这一点与其最近发表的《库车》系列散文中的《生意》篇里所表达的含义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毛驴车，这种古老可爱的交通工具，悠悠晃晃，载着人们，在这块古老绿洲上，一千年一千年地，原地打转。永远都跑不快，跑不了多远。也永远不需要跑多快、多远。不远的绿洲之外，是荒无人烟的千里沙漠戈壁”。(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落后的乡土文化在刘亮程的臆想中成了“绿洲”，“千里沙漠戈壁”却成了他刻意制造的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他拒绝走向不远的绿洲之外，而绿洲的外面恰恰是现代文明的领地所在。在《龟兹驴志》里他又一次重复道“即使整个世界的交通工具都用四个轮子了，他们仍会用这种四只小蹄的可爱动物”。(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再如在《最后的铁匠》里他再次补充说：“那些从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永不会沉落。”(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这种时空假定性之永恒实质上隐显了刘亮程固守自己边缘姿态的伪哲学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