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6-0019-05 1940年冬,在中国西部偏僻的黄土高原上,一位中国女作家在一次偶然中获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被日军抢掠、沦为妓女的中国姑娘,因为贞操受损并患上性病,被她的家人和村人不齿与不容,无法在家乡立足。这件事情引发了女作家对这位姑娘命运的深切忧虑,从而创作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这位女作家就是丁玲。丁玲也许没有读过另一个文本,因为那个文本离文学太远,是一个医学病例,在另一个国度,早她40年发表,却被后来的研究者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个文本就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900年对一个歇斯底里精神病症的分析诊治记录——《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以下简称《病例》)。 乍一看,这两个文本似乎互不相涉,既性质不同,又领地各属,没有什么可比性:一个是真实的医学病例,探讨一位奥地利少女朵拉患歇斯底里精神病症的致病之因;一个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讲述一位中国少女贞贞身患性病,为革命利益牺牲女性贞操而又为传统所不容的故事。两个文本关注的对象不同,采用的手段不同,揭示的问题不同,建构的文本属性不同,达到的目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异质文本,怎么能够扯到一起进行比较?但我们透过一“实”(《病例》)一“虚”(《霞村》)两种文本的不同属性,叙述者视角的不同运用,叙述声音的不同展现,似乎又能找到一种异中有同的可比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差异性,发现它们之间隐含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事实,即两个不同属性的文本都分别讲述一位18岁少女因情而困、因情致病的病史故事。《病例》在真实的病例陈述中加入了大量的文学因子,采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方式突出其内容的悬念性,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构成显性医学文本与隐性文学文本的文本间性组合;《霞村》在虚构故事中采用欲明故暗、主人公迟迟不出场的悬念方式,突出贞贞形貌及价值判断在村民眼中与“我”眼中的巨大反差,传递一种政治理念和女性关怀,形成显性政治文本与隐性女性文本的交相纠葛。两个文本站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与性别立场,展现出文本间性力量所构成的丰富内涵与复杂声音。 一、叙述视角与声音 在《病例》中,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始终扮演着两个角色:故事(病例)叙述者和精神分析师。从叙述学角度来说,《病例》是一个后设文本,即建立在朵拉叙述之上的再叙述文本。但在这个后设文本中,我们始终听不到原叙述者,亦即病患主体朵拉的声音,她的原叙述已被叙述者在再叙述中任意曲解和肢离,形成一个充满叙述者自我掌控的男性意志表述。叙述者“我”将朵拉置于他者位置,以男性菲勒斯中心的叙述视角与男性话语,始终控制着对朵拉的凝视和代朵拉的言说。比如“我”同朵拉谈话,看见她随意地拉动身上的时尚小包拉链,作为叙述者兼精神分析师的“我”立刻断定,这是朵拉手淫的表现(“我”认定小包代表子宫,拉拉链的动作代表了潜意识中的自慰诉求),不管朵拉是否承认,“我”代朵拉肯定“我”的猜测。朵拉的恋父情结、移情K先生、同性恋K夫人的情欲经历,治疗期间对“我”的再度移情的情感线索,还有情节(细节、梦境)的阐释、悬念的设置、人物关系的诠释等等,全在叙述者不容质疑的设想与判定中,而被如此界定、言说的朵拉却始终沉默无声,我们无法听到来自她的声音,她在想什么?她又说了什么?它被言说、被界定的身体与身份,哪些是对她的“误读”?我们只看见她在叙述者兼精神分析师面前,按照他为她预设的轨道,要么乖乖“点头认可”[1](P201)、“承认不讳”[1](P168),要么“静静听着,看来她被感动了”[1](P202)。即便偶尔地让她以第一人称反应,也即刻被叙述者附加上“她回答说”、“她证实”所替代,呈现叙述者对其话语重构的强力掌控。 “声音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2](P19)。作为叙述者的精神分析师(也即弗洛伊德本人)与朵拉一系列对话的目的,是要把朵拉的性意识放置在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里进行阐释,他要朵拉承认:(一)她被父亲吸引,但是被压抑,因此好像被K先生所吸引;(二)她被K先生所吸引源自于对父亲性欲望的抑制,所以也必须压抑这个吸引;(三)她那不被满足的性欲望,需要通过如咳嗽、偏头痛、阑尾炎、跛足等身体病症找到宣泄的出口;(四)她的手淫则反映了她对性交的恐惧和退缩;(五)她隐藏了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性欲望,她向这位医生移情。弗洛伊德也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建构他的医学文本,所以无论朵拉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是他在替朵拉言说,代朵拉判断,都可轻而易举地将之纳入他的男性菲勒斯中心框架内,呈现男性话语的语霸权和掌控权。而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当男性自信于能触及一个‘解释’现实情状和他与他者间关系的论述时,女性却感到跟那样的论述的疏离。发现它无法处理/阐释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现实情状。女性到目前为止一直被排除于历史之外,因为那个论述并不是她们的。只有女性开始问问题,她们才能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历史,然后才有她们自己的论述。”[3](P219) 朵拉在这个病例文本的建构中是沉默无声的他者,被言说、被界定,完全不具有主体身份。但她最终没有“臣服”于弗洛伊德的建构与言说,采取了她惟一能够反抗的方式——拒绝继续治疗,永远“出走”于弗洛伊德的治疗室,腰斩了叙事者兼精神分析师的精心设计和洋洋宏论,弃惆怅的弗洛伊德而去,从而使弗洛伊德的后设叙事难以“圆满”完结,使之成为无法弥合的分析“片断”——《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于是永远地成为了零散的碎片。“许多妇女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把被塑造的、或者社会建构的女性声音与她们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区分开来,而且妇女是能够听出不同的。”[2](P20)被迫沉默的朵拉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以“出走”的方式表达了被置于边缘位置的“他者”反抗,她的“出走”在此刻具有了无声胜有声的行为力量。 《霞村》在叙事视角上与《病例》不同。《病例》始终以精神分析师兼叙述者的男性视角(一重视角一种声音)观察、言说、界定朵拉,是一种典型的男权叙述。而《霞村》存在着至少三重视角三种声音:叙述者“我”看贞贞、村民看贞贞、贞贞看贞贞。这些不同视角下发出的不同声音,相互冲击,互相缠绕,但并未在预期中随着“故事”的发展合流为一种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信息,而是交织着不同利益需求下的不同价值判定、不同性别视角下的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