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03)04-0046-04

      现代汉诗的探路人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象征主义不遗余力的介绍及其后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诗与诗学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个案。正如奚密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学内部突变的结果，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只是新文学创作者“拿来”开辟新道路的利器：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即刻转化为寻找异质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基于对“我”“他”双方的创造性修正，最终转化为自我重建，创造文学的新理据。(注：有关论述详见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新文学的建立，正是这一比较意识的结果；而梁宗岱诗歌理想的价值，正在于这种积极而自觉的比较意识。

      一、象征主义诗学与纯诗理论：引进与阐发

      20世纪20～30年代欧游求学期间，梁宗岱濡染了后期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瓦雷里的“纯诗”理念构成了他诗创作新起点。(注：Paul Valery梁宗岱译保罗梵乐希，今译瓦雷里或瓦莱里，本文采用瓦雷里，基于葛雷先生《瓦雷里诗歌全集》采用的译名。梁宗岱在法国时曾师事瓦雷里。)新文化运动培养出的一代与后期象征派的一拍即合，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投契。“这种求助于外国的作法往往是与一种窒息的传统决裂的借口……一个文字时代，当它发现并附丽于异国情调的思想和形式……时，它只是真正品尝到和保存住它所具有的因素，由于它自己的气质性的演变、直觉和自身的欲望。”[1]有意味的是，梁宗岱在开始用法语做诗的同时“重写”古诗——翻译《陶潜诗选》：在被唤起的关于自我和家园的记忆中，透露的正是将“他”与“我”融为更辉煌的本体的愿望。

      瓦雷里的纯诗理论是对象征主义诗学乃至现代主义诗学基本原则——形式主义的诗学理想——及其神秘主义个性的总结，表现出对西方传统诗学的彻底反抗：诗是纯粹的语言艺术，诗的问题本质上是语言使用方式的问题，诗的目的不再是摹仿或表达某种确定无疑的情感与主题，而是以其特定形式创造出仅仅属于诗的美，“形式”也不再附丽于“内容”而反过来成为使“内容”获得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纯诗“摆脱了所谓再造感觉世界的一切胡说……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一切复杂的形而上学的思虑的杂质，最后，它产生于淘汰了对情感的凭依……这一切幼稚而平庸的东西被一种‘纯粹的’美学表达的信仰所取代”，“只是处在无限中的一种极限，是语言美的强力的一种理想”[2](P312～316)；语言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诗的实质，诗人必须从语言这种“实践的器具”中“提炼出完成本质上属于非实践性的作品的全部方式”，创造“一个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一种人为的、理想的次序”[2](P306～310)；诗的语言要成为音乐的，诗是“音与义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结合”，“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3](P850)，这使诗语言的创造性和风格化成为体现诗人个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梁宗岱经由瓦雷里的理论对象征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整合，把“象征主义”理解为“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而象征之道，“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4](P69～71)。而纯诗就是“诗底绝对独立的世界”：

      (纯诗)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的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一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象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密切混合便是这底固有的存在理由。[4](P95)

      经由他的“理解”，象征派的纯诗理论和神秘主义与中国诗歌美学和玄学理念得以融通。在论诗文字中，诸如“圆融”、“忘机”、“真寂”、“飞升”等颇富禅学意味的诗论术语俯拾皆是。这些带有鲜明的道家和禅学特性的语汇以及古典诗论术语使“纯诗理论”借古典诗学话语立足，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所追求的“化机”与“玄解”的诗学境界也悄然转化为纯诗境界：

      诗底基础是完整的存在底宣示，是全人格底统一与和谐之活现与启迪。一首最上乘的诗传达的不是一些凝固的抽象观念，亦不是单纯的明确的情感，而是一些情与思未分化之前的复杂的经验或灵境；是一切优美或庄严的自然与人事在我们里面所唤起的植根于我们所不能认识的深渊(非意识的区域)同时又伸拓和透达于我们肢体和肌肉底尖端的深邃错综的反应无限地精微又极端地普遍，超出一切机械的理智与逻辑的把捉……[5](P274～275)

      这里显然有象征派的神秘主义的影子，更秉承了东方诗学浓郁的玄学气质。一如瓦雷里，梁宗岱用绚烂的诗语织就诗论文字。这同时映现着从刘勰到王国维中国诗学论著的突出个性：论诗语言与诗语的同化。其实，也正如梁宗岱所言：他是将中国诗史同时当作“探海灯”和“礁石”，——回望中国诗，犹如回望风光明媚的遥远的故乡[4](P30)；正是对诗歌理路的苦苦探究使诗人远航于异域诗海，而航标始终是那坛酝酿了二三千年的美酒：诗心的回望即是对新航向的探求。纯诗理论拱架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两大峰巅之间，贯通时空的鸿沟：诗创作成为个体心灵对宇宙精神的呼应，暂时存在的主体向永恒常在的“真”的飞升之道。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并举互为鉴证，就成为寻找新美据点的自然而然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