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6-0120-10 一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1917年春来到北京，应文官考试没有录取，就到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课。9月，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俄文专修馆“用的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自1919年9月起，瞿秋白开始陆续发表托尔斯泰、果戈理、都德的译作，影响了他的一批朋友。郑振铎对俄国文学感兴趣，主要是受了瞿秋白的影响。他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中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 瞿秋白在北京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中说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青年学生中有“少年老成”之称。“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对于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瞿秋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还积极参与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正式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他的名字是第四十号。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在为耿匡(济之)和沈颖合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俄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1] 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思路。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这在我国是“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的创举(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发表的《共同启事》，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瞿秋白应《晨报》的聘请，于10月16日启程去俄国，成为《晨报》驻俄国的特派记者，写了著名的游记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茅盾(沈雁冰)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说：当时我觉得瞿秋白的“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然而商务印书馆当局却觉得《饿乡纪程》书名不好，改题为《新俄国游记》，便落了俗套。”他们可能以为“饿乡”是一个贬词，不如“新俄国”一词好听醒目。其实，《饿乡纪程》书名中“饿乡”两字是有来历的。隋唐时的王绩(无功)写过《醉乡记》；宋时的苏轼(东坡)写过《睡乡记》；清雍正年间的蓝鼎元写过《饿乡记》。《饿乡记》可说是寓言，也可以说是小说，开头便说： 醉乡、睡乡之境稍进焉，有饿乡。王、苏二子所未曾游也。风土与二乡上下，但节尚介，行尚清，气尚高，又二乡所未逮也。昔伯夷、叔齐造是乡，爱不忍去，乡人留奉为主。……夷、齐为余言：“天将有意斯人，必先使历是乡，以增益之”。余笑不信，但乐其乡不余拒也。辄数日一往，往则与夷、齐上下千古，深以为独得之秘。恨王、苏之不获从吾游也。 蓝鼎元认为“饿乡”是较“醉乡”、“睡乡”还要更高一层次的理想境地。虽然去“饿乡”的路上十分艰险，但“天将有意斯人，必先使历是乡、以增益之。”可见瞿秋白把“苏维埃俄国”比喻为“饿乡”是有特殊含义的。《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俄国游记》以亲切而形象的笔调，真实地叙述了作者赴苏途次的所见所闻。全书以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为中心，旁及人情风物、自然景色、个人感慨、轶闻趣事，全面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历史沿革、现实意义和革命价值，有的篇章则完全离开对苏联社会的报道而直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想，解剖自己的深层意识，表明自己的愿望，带有杂感的成分。这两部书严峻的真实性、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抒情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和思想文化的思考，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4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就写了书评《新俄国游记》，发表在《青光》杂志第一卷三号“书报批评”栏内。文章首先谈到郑振铎在1920年10月中旬对他和许地山说起过的瞿秋白赴苏联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