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19世纪东西洋人闯入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外国因素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中国的事务甚至普通人的生活中，对外国的体验构成了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充满创伤的体验，对于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洋、东洋一类的词总是会激起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却是中国试图效仿的榜样，它吸引但同时又排斥着中国，在这里个人的幻想和欲望受到无情的挫折。与其说，这种对异国的复杂体验属于那些被我们体验、想象、注视和言说的国家，不如说它更属于我们自己。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或日本不仅是官方、政治家思考的对象，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想象和谈论的对象。人们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或体验了他的谈论对象，或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家的文本、文学艺术家的描述，或者通过短期的旅游、考察或长期的实地生活，或者从在中国的外国人、与外国相关的中国人身上认识异国，并形成了种种刻板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与所谈论所叙述的实体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它却是经过了特定时期有着特殊追求的中国人这个中介的再创造，它体现更多的是中国人自身对传统、对他异者的态度和集体及个人内心欲求的诸方面。况且，异国，不仅是一个文化、地域意义上的他者，更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同盟者和对手，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异国时，个人的体验必然与民族国家的意识纠缠在一起，这使异国呈现出复杂、多重和分裂的特点。 在近100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日本一直是思想家和文学家谈论的对象。日本的形象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和中国国内对自身传统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构想而不断变化。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郁达夫等都曾对日本有过切身的体验，而且他们主要是通过日本来了解和认识西方及现代化的，他们以日本为主题或为背景的作品和言论表现了他们对于日本的理解和态度。或许可以说，在这些作家中，郁达夫与日本的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矛盾。政治军事意义上的日本与文化、地域意义上的日本及国民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之间既分离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三者纠结在一起，影响了郁达夫对日本的体验和认识，而在异国他乡被强化的民族身份、国族意识又与他的性别身份、男性意识、个人欲望相对立、相冲突，使郁达夫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遭遇到异常强烈的挫折感。 郁达夫在1936年写的《自传》中回忆了20多年前他初次见到日本时的感受。当他离开祖国驶入日本海时，他感到的是一种被解放的自由。美丽的大海、明媚无以复加、四周如画的濑户内海，小岛纵横、山清水碧的长崎激起了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景仰：“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可大致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是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鱼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哩!”。(注：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7页。)在郁达夫尚未深入日本文化的核心之前，他是从自然的、地域意义上的日本来感受并描述日本的，在他的眼中，这是一个远离尘世的享乐世界，人可以超越一切局限，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个人的欲望都可以实现。他用“蓬莱仙境”、“神仙窟宅”来形容，日本变成了一个超越现实、自由享乐的道家境界，并由此联想到徐福，这一方面说明他对中日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了解，而且也表明他对日本的感受和期待与“徐福东渡”的历史传说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和相关性。(注：陈佳荣：《中外交通史》，学津出版社1987年，第19页：“徐福东渡的史事已无从考查，《史记》记载‘(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齐戒与童男女求之。’徐福一去不返，更令人遐想，人们或传说他将童男女入海求神仙、长生不老药止此州不还，或传说他做了大官。”)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遍的崇洋之风也影响了郁达夫对日本的美好想象。在郁达夫的青少年时代，既定的世界秩序早已发生巨变，异国也已不再是“西番”、“蛮夷”。对异国的肯定与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因此，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把异国的入侵和中国的失败看作是应该由自己负责的结果。当西方和日本在对中国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和排华意识空前高涨时，日本同西方一样，却变成了一个可以避难、足当效仿并能满足有关个人和国家欲望的理想之邦。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詹森所说：“在19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做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美之情……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5页。)19世纪最后几年，日本成了有志之士趋之若骛的国家，终于在1896年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高潮。一方面知识分子把留洋看作寻求救国之路的途径，另一方面，清廷也由于外交和军事的需要鼓励出国留学，留洋已成为一项国策，朝廷制定了相应的章程、选派办法、经费来源及回国后的奖励录用等措施。留学生依所获取的文凭高低而分别奖给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分别录用。(注：陈学徇、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页。)统治者以功名利禄鼓励留洋，普通人也就把留洋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崇洋之风在民间十分盛行。郁达夫在其《自传》(1936)中描写了他去日本之前家乡的崇洋之风，而他自己也由于上了洋学堂、成绩优异而洋洋自得。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是清末的官费留学生，1910年7月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应清廷留学生考试及格，奖给举人衔。他的二哥也在这前后于一洋学堂毕业，在一个驻防部队任排长，“这一文一武的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注：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当书院的旧考棚改为中国式的洋房时，甚至离城六十里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地来看新鲜。在校堂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的谈论中心”，“高等小学校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连学堂里的肉馒头，对于乡下人而言，也因为是学堂里的东西，“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同时，国内局势黑暗混乱，学校教育令人失望，在这样的环境下，郁达夫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在对日本缺乏切身体验之前，充满着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和向往。郁云在《郁达夫传》中说，郁达夫当初是“满怀着喜悦”离开家乡去日本的。郁达夫在其《自传》中也表现了他当时去日本时的心情：“鹄立在船仓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大约因为生活的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注：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6页。)然而，他在日本遭受的失败和挫折很快使他来日本的美好幻想破灭，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感的丧失又是在个人欲望的受挫中，在日常生活的创伤性体验中完成的。 二 1913年郁达夫到了日本，那时他只有18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是他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关键阶段，直到1922年，郁达夫完成学业回国，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个人性格的形成、男性身份的确立、他与社会与女性的关系和态度、他回国后的政治立场、他对日本的态度等。郁达夫在日本的时间可以说是漫长的，从1913年到1922年，近乎十年，他所接触的日本应该是全面而又广泛的，然而，从郁达夫留给世人的记录和叙述来看，他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人间的关系，这个留学生或者是作者自己，或者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但这种关系似乎给作者自己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不仅成为他开始文学创作时的中心主题，而且致使他在后来有关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中总是把日本与女性、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而他的创作也由于对情欲的大胆表现而受到批评，同时又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而被肯定。 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似乎便是引起他想象、并使他陷入混乱状态的作为商品的女人。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就是在日本，这些中国青年的大多数才开始不受限制地接受了外国的思想、外国的习惯以及日本的女人。专为中国学生提供膳宿的招待所通常都是由一些贫苦的日本家庭开办的，而年老的女房东往往都有个女儿。还常有艺妓馆、餐馆、茶馆，令人应接不暇，不断勾起这群总有点虚掷年华的少年们的声色口腹之欲。”(注：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三联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第534—535页。)郁达夫在《自传》中也叙述了当时所受的影响：“画报上的淑女名媛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妓妾的艳闻”，“街头名优半裸体的艳照”，“易卜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的两性观”，“对我这样一个灵魂纯洁、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引起的“只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和无法实现的性幻想”，而幻想和欲望的受挫又使他倍感“受到推挤”，沦入“消沉”。(注：《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散文》，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4页，第93页。)在他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却只能通过日本的一些下等妓女，或以色情为生的女子，或者是旅馆酒店女招待、小商店的“看板娘”认识女人，并通过与她们的关系认识日本，并体验他与日本的关系。郁达夫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一样，被赋予一种家、国使命感：给家庭带来荣誉、财富，使国家富强。正是在这种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中，在男女的性别差异和高下尊卑的社会地位的区别中，中国男人的男性身份得以确定——这是一种从性别意义上而言具有优越性的男性身份。在郁达夫的时代，虽然已经在提倡男女平等，但男性在社会地位及两性关系中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仍然是主导性的意识。从郁达夫的《自传》看，郁达夫也并不是一个天生自卑的人，他初到日本时，生活非常有规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他与日本女人的接触使他失去了心态的平衡和一个男人不可或缺的自信和自尊，性别上低下的日本女人却由于种族上的优势对郁达夫表现出歧视的态度，她们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自尊的男人由于种族上的劣势而产生的屈辱和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一方面来自对当时衰弱的民族自我形象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颠倒的两性关系而得到强化，性别上的优势与种族上的劣势使他处于矛盾状态。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意识和种族歧视无情地使他回到现实，并迫使他接受日本人强加给他的“中国人低劣”的意识。由于中国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国家使命感使他们自觉地将民族命运与个人密切联系起来，将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等同起来，也由于郁达夫本人在日本的特殊经验，即在两性关系上的欲望与受挫的经验，使他将民族的衰弱和屈辱感内化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能、无力、自卑和边缘感，使他在面对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异性时处于无力的绝望状态，这种无力衰弱感不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中，也体现在改变国家的愿望中。正如他所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精湛……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那一刹那”。“从快乐的绝顶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产生“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注：《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散文》，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4页，第93页。)在郁达夫心智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性意识的觉醒和伴随着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而获得成人意识的过程，要在视自己为卑下软弱的异国的土地上完成，正如李欧梵所说：“发生在与外国女人之间”，郁达夫“无法抵制一个鄙视自己的国家里的女性——尤其是屈服于妓院里那些人的诱惑”，(注：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三联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第534—535页。)而这些在道德上、性别上低下的诱惑者却表现出对他的歧视。郁达夫在日本的这种经历使他既不再与中国认同——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他的痛苦正是国家造成的，同时日本对他的歧视和排斥也使他无法认同日本文化，因此他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美国学者在跨文化认同现象的研究中，通过对以下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一个移居于他文化的外国人的心理：一、是否渴望维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二、是否在这个社会中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表明了一种文化影响中的整合模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表明了一种归化倾向，而对两者的否定则是边缘化的表现。而对中国人的调查则表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民族歧视的敏感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人。(注：Kenneth L.Dion and Karen K.Dion,Chinese Adaption to Foreign Cultures,Michael Harris Bond edited,Chinese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59.)日本经历对郁达夫的心理影响是他浓烈的边缘人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心灵创伤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恶梦。在两性关系中，他总是处于被对方控制的被动地位，在《迷羊》中，他表现了一个被情感控制的男人，时刻恐惧着被抛弃的命运，对于被抛弃、被排斥的恐惧使他在情感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表现两性关系时，他总是通过女性这面镜子对照男人。早期小说中的日本女人、《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中的女性人物，都具有镜子的功能：她们照出男主人公道德、性情和人格上的弱点。因此，从心理和人格的形成方面而言，日本的经历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消极的、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