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6-0040-08 在作为“新中国的圣人”(注：语出自毛泽东：《鲁迅论》，《文献》第二期(1938年11月出版于上海)。)的鲁迅，和作为伟大文学文化经典的鲁迅著作，开始遭受越来越多尖锐质疑的今天，鲁迅众多的反对者和保卫者似乎都不愿意承认：对于鲁迅的“圣化”(注：语出自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和鲁迅著作的经典化，只是充满了太多窘境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整体流程中一个出于无奈的小片断和小侧面，而并不与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某一个或一群人的单厢情愿的社会谋略有关。外在的客观历史情势和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惯性，决定了少数个体历史人物的“圣化”，和被“圣化”了的这少数历史人物的个人言语进一步化约为群体话语、时代话语甚至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进程中是势所必至的一个环节。 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当代的社会文化进程是一个资源储备严重匮乏却急于有所建设的冒进的历程。在这样一个文化历程中，鲁迅及其著作被抬上圣坛，祭为公器，对生前就希望自己连人带文一起“速朽”的鲁迅本人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幸运，但对于鲁迅以外的其他现当代中国人来说，如果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的进程中被“圣化”的历史人物中不包括鲁迅，被经典化、权威化的文学文化著作中没有鲁迅的著作，那么许多人难免就会感到遗憾和悲哀。换句话讲，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赖以生发迁延的历史情境中，可追究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个人被“圣化”、个人言语被经典化的现象，而是谁被“圣化”、谁的言语被经典化，以及这当中不同的个人和个人言语究竟又是经过怎样各不相同的途径被逐步“圣化”和经典化的问题。 这里将要展开讨论的内容，自然并不直接针对以上这方面的问题，但我以为，在开始进行下面关于鲁迅杂文及其原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的考察之前，提出上述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在被“圣化”和经典化前后，鲁迅及其著作的实际社会形象和实际社会价值，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要想隔着难以规避的圣人和经典的光环，打量到鲁迅及其著作的本真形态，显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这层光环的存在和普遍中见特殊(注：鲁迅身上的这种“圣人”光环的一个特殊性，表现在它对历史上的鲁迅和他那些实实在在留存至今的著作，具有特殊的选择性的遮蔽和简化。这一点在“圣化”和“妖魔化”鲁迅的人们那里，有或正或反的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方式。)的色彩，保持足够的警觉。在本文所允许的篇幅内，我将把以下的考察局限在鲁迅1920年代中期以前的杂文写作这一个案范围内。 一 1920年代中期之所以在这里构成我们考察鲁迅杂文及其时代文化背景的一个阶段性的时间标识，主要是为了突出鲁迅介入这一时期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前后个人社会角色意识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杂文写作风格上的明显变化。192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是1925年5月发表《忽然想到(七)》——以前，在鲁迅藉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实现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主要方式——公开的写作活动中，(注：除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外，鲁迅当时还以北洋政府教育部职员和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兼任教师的身份从事社会工作，但这些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显然都不及前者。)最夺目的是一种强烈认同和坚决捍卫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宗旨的、以社会改革和历史进步为旨归的整体化的理性思辨激情，而带有个人特征的意绪情趣，则表露得相当有限。比照1925年5月以后鲁迅杂文写作中语言形式、篇章修辞和内涵题旨各方面骤然趋于鲜活、放达的个性化表现，1925年5月之前问世的这批鲁迅杂文，一方面显见着这一时期鲁迅在杂文写作艺术上既有意探索、创新但又难免流于拘谨的痕迹，(注：由于迄今为止对于鲁迅杂文的研究多局限在由鲁迅生前自编文集所确定的框架内，而不以清晰完整的鲁迅杂文写作时序为依据，所以对于类似1920年代中期这种错杂在《热风》、《坟》、《华盖集》以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等多种文集中的鲁迅杂文写作形态的转折点的观察和判断，目前似尚无可以参考对证的既有研究结论。但也有个别论者曾注意到：鲁迅杂文从《热风》中的《新青年》“随感录”，到《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坟》中的一部分，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从试验到成熟、从比较单调刻板到日益丰富多彩的变化(参阅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9月版，第131-138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鲁迅在积极涉足由报刊所支撑起来的社会舆论空间的同时，审慎地节制和淡化着自己个性流露的微妙心态。(注：这种心迹正如鲁迅后来在《野草·题辞》(1927)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纵观鲁迅1925年5月以前发表的总计110余篇杂文，我们大概只能从其中的20余篇(注：具体篇目大致如下：《渡河与引路》、《随感录五十八》、《随感录五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无题》(1921)、《无题》(1922)、《即小见大》、《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娜拉走后怎样》、《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音乐”》、《论照相之类》、《咬嚼之余》、《诗歌之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一至四)》、《通讯》(1925年3月致徐炳昶)、《杂语》、《夏三虫》、《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中，比较容易地捕获到那些可以直接传达出鲁迅个性特点的语言信息，而在这20多篇中，还并不是每一篇都把这些语言信息安排进了全篇的主题范畴。虽然不同性质的语篇或文字的数量对比远不足以准确地揭示潜含在一个写作者某一时期写作中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倾向，但它至少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写作者一个时期内在面对多种不同的写作可能时，最终是如何进行抉择和力量分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