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6-0028-06 “大中国文学”问题的产生已经有5、6年的时间，最近越来越感到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研究现当代文学，首先是从基本的知识、概念入手，但在解读基本知识和概念的过程中，应该引入一种警惕的思维机制，看看过去书本上的一些知识、概念，框架，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它们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有问题需要探讨。作为一代学人，我们应该敢于向过去的权威、过去的框架提出挑战，应该敢于思考，力求理论创新。以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进行反思。比如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北大版和复旦版，现在在中国各个大学里，这两个版本成为“经典”教材。它们有很多优点，但恕我直言，书名有问题。书名似应叫《中国大陆汉民族社会主义文学史》。为什么呢?这里边没有港台澳地区的，只能是中国大陆；没有少数民族，只能是汉民族；除了社会主义内容之外，对于非社会主义(但不是反社会主义)的、非主流的、所谓另类的但有价值的内容都没有涉及，因此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想即便是当前比较风行的、高校里认可的教材，我们还是应该问一问“行不行”、“为什么”、“可不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大中国文学”概念提出的理由 我多次讲过，当代文学，写“史”还不成熟。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还没有经过检验、磨合、沉淀，如果急急忙忙写“史”，就会误人子弟。倒不如提出一些问题，先作一些论述，搞一些研究型的活动。基于这种想法，在1996、1997年，我和几个已毕业的博士讨论：能不能把眼界放宽一点，不要局限于我们大陆上意识形态很强地看问题、看文学的方法，拓开一点思路。当时就作了一个对谈，首先提出了关于“大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才刚刚露出一点儿，就有人开始批评，说你们动不动就是“大”。我说中国确实大，很多问题确实需要大的气度、大的眼光去思考才能看清楚。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提出“大中国文学”概念的理由。理由有四条。 第一个理由，地球村和文学版图的关系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处在地球村当中、处在全球化背景当中的局面越来越清楚。但是在全球化中，有没有一块我们文学的版图?有没有我们应该认可的、应该研究的文学的地图?面对着国际社会不平等的制约关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考?第一种思考就是立场性的思考，就是我们能否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西方流行的学术概念、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平面地移植过来，再用中国的例子、事实来验证这些概念；而是能够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来提问题。在我们一些研究工作当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西方的概念没有经过转化，没有和中国自己的文学、文化问题结合起来。那么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应该把全球化作为背景，但更主要的，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再搞平面的移动。这是基本的立场。第二种思考是文化性的思考。因为我们在地球村中作为一个村民，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吸收当今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乃至先锋的文化。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把那些内容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我们自己的东西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来丰富、充实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第三种思考，就是要有一种美学性的思考。我们中国的文学为什么屡屡在诺贝尔奖上失败?我觉得不要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神秘，它的国家色彩、地域色彩乃至政治色彩是很重的，尽管他们标榜自己没有政治色彩。过去钱钟书先生也认为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美学思想、用美学更高的要求，来提高我们作品的质量，提升我们文学的品质。这需要我们国家整个政治、经济的总体强大，我们的文化要强大起来，我们的作品在世界上随之也会有地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我们有没有自己文学的版图。因此我们要提出我们“大中国文学”的概念。 第二个理由，在长期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地域的切割和历史的割断问题，这种切割和割断，带来一种整体观的丧失。地域切割最明显的是建国后两岸分离，分离以后我们在观念上产生一些问题，总觉得我们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对的，总觉得海峡那边什么都不是。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我们大陆，在50、60年代，把那些现代派、一些“小资情调”的东西一律都当成另类甚至异端。现代派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大的支脉，对整个文学创作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我们大陆没有了，流失了，被忽视、毁弃了；但在台湾，现代派问题在50、60年代照样存在，并且复兴。以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等一些人，以台大外文系为代表的、核心的《现代文学》杂志，把被大陆所废弃的东西接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以一种观点看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我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对。但假如站在整个中国文学立场看问题，站在中国文学版图的立场看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消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保留下来，而且得到发展。这种意向，本身就产生了互补性。相反的，台湾所没有的东西，我们这里也有。比如说对新事物的描写、歌颂。我们这里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50、60年代经济建设一段时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回顾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把中国进行切割的话，站在整体的大中国立场看问题，那么，文学的火种、文学好的东西总是会在一个地方留存下来。这种异向产生互补，站在整体角度看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提出“大中国文学”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过去长期以来对文学问题、对文化问题、对现当代文学产生的一些问题，在思维方式上是有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的障碍有两种。第一种是“冷战”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对立，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正就是二元对立，没有中间的回旋余地。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谁有权、谁有势，就一定要把不同意见的对方吃掉。这个思维方式很糟糕。所以我们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在文坛上，这个“冷战思维”一直是连绵不断的。这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语言霸权。从50年代到现在，总有这样的现象：谁的政治和学术地位高，谁的话就是权威；谁过去成就很大，谁现在说的话也是对的；谁占据了刊物，谁就可以说了算；谁掌握了一部分媒体，谁就可以横冲直撞。这些现象都不利于文学的整体关照。我常说，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你可以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出的理论大师、可以有高明的、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主张，但是任何一个人，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部分空间、或者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角，何况他的主张是否经得起长期的考验，还待有时光老人来检验。所以不要用一种语言霸权来看待他人、乃至看待整个中国的文学问题。我们做学问的、做批评的，应该要有学术的雅量。我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过一个刊物，我就对同事们说，要注意，假如来稿中和你意见相左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只要他有实据、实证、只要言之成理，那么你应该用良知来保卫他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权力。这是作为学人的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所以任何语言霸权都不利于我们整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