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一片平和的气氛中走进人们的视野，虽说是平和，但第1期的《人民文学》一上市就引起了热烈关注。在这个年代，文学刊物能被关注就是一件好事，这似乎预示着这一年的文学不会太冷落。引起关注的是刊发在头条的池莉的中篇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不过使得人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个带刺激性的标题而不是小说本身，媒体围绕这个标题的讨论充满了炒作和浅薄的口味，并不值得文学留恋，但这种热闹却掩盖了同一期《人民文学》上真正值得关注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这是一个农民寻找幸福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这样的故事里，乡村往往是一个弱者，受到城市的压迫，挣扎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中，这篇小说虽然同样摆脱不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困惑，但它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精神震撼力，这震撼力来自小说中的一位乡村弱女子奈月。她虽然矮小、平庸，却自尊、自信，无论生活对她是如何不公，她始终坚守着自己心灵中的理想。她的行动就像在黑暗之中点亮了一盏灯，让那个总是被大雨浇淋的桃花村变得灿烂。而我想到的是，这盏灯其实也点亮了今天文学的角落，让我们可以重新捡起一些被冷寂的文学话题。 理想精神 话题应该首先从理想这个被几十年的政治揉皱了的词语进入。理想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记得西方的一位哲学家曾说过，如果夺去一个人的理想和希望，就无异于将这个人变成只会攫食的野兽。人类是在理想的引导和激励下走向进步的。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产品，无疑承载着理想的精神。但中国在20世纪的后20年间，经历了质疑、贬斥、否弃理想的过程。不过应该意识到，这种“理想失落”的普遍社会现象，所针对的还是理想的具体内涵，而不是理想这个抽象的理念。因此所谓的理想失落，是对旧理想的舍弃和对新理想的企盼。对于文学而言，旧的理想曾演变成一种精神的桎梏，于是理想失落的社会现实反而带来了文学的解放。这恰好对应于现实社会在理想失落后的物欲的狂欢，它带来一个文学的结果便是写实性的充分发展，文学发挥自己描摹的功能极尽现实的物质形态。但是，失去理想也就是失去了精神的烛照，因而文学的解放仿佛是在黑暗中的狂欢，狂欢之后就感到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而写实纯粹成为生活的摹本，到了这个时候，写实可以说是已经走到死胡同的尽头。所以，在2003年这一年，理想再一次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异。 让我们再回到《寻找妻子古菜花》。作品的主角显然不是那位令我们敬佩的弱女子奈月，作者的本意也许是要通过发了财的李宝贵寻找妻子的故事，表现一种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但小说的进展却出人意料，李宝贵和他的妻子古菜花这两个主人公一步步地将配角奈月烘托得更加光彩。奈月恐怕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额外收获，作者将自己内心的理想冲动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奈月无望地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她的爱情，她的生活愿望，一再地受到打击，但她执著、坚韧，外表虽然弱小，内心却异常顽强，她的主见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她父亲为她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她就是不去，多少人来劝她都劝不动。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活着在桃花村走路，死了埋进桃花村土里。在物欲被充分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当代文化背景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然蔑视物质、蔑视城市的人物，大概正表明她内心激荡着一种精神性的焦虑和渴望。也许这种焦虑和渴望的所指并不是很清晰具体，如同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奈月最初的精神支撑显然是对李宝贵的执著爱情，而随着故事的进展，爱情的含意越来越稀薄，她的精神追求更多地指向土地，指向田园的诗意。 把乡村作为理想的寓所，这大概是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唯一的选择。因为是城市的现代化提高了我们的世俗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了我们的物质欲望。而欲望的膨胀就把人们的精神挤压得越来越干瘪。这也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逃避的后果。于是思想家们诅咒城市，诅咒现代化对精神的污染。19世纪的西方作家把现代工业诅咒为撒旦，产生了波德莱尔笔下的鬼魅的城市。但如今中国作家所面对的世界更为复杂，他们不仅看到急遽的都市化进程在吞噬着田园的诗意，也在充分享受着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实惠。城市和农村的冲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既具有空间感，也具有时间感，同时还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的叠置。社会普遍的现代性焦虑诱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向城市缴械，即便对现代文明持有批判的人也不过是在城市打一场“巷战”而已。这就是我们在大量写实性作品中所看到的情景。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就是这样一篇写实性的作品，它把城市庸常日子对人性的折磨和消蚀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写实本领充分体现在对于这种庸常生活的生动传神的描写中。卞容大自认为是一个不甘平庸且小有成就的男人，也是一个壮志难酬的男人。尽管“难酬”，毕竟证明他胸有“壮志”。而生活逐渐磨平了他的壮志，他在社会漠视的目光下变得委顿沮丧。没人承认他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是一种精神被阉割的痛苦。公正地说，这个人物本身就包含着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它揭示出这个社会对于人的理想志向的极端冷漠，但这种意识淹没在琐细的写实之中，同时也由于作者的批判指向并不很确定，她一方面坚定批判了社会的精神冷漠，另一方面她似乎对卞容大本人也不乏嘲弄、戏谑，这些大大减弱了应有的思想力度。 李佩甫的长篇新作《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个典型的背叛乡村的故事，小说详尽描写了冯家昌为自己及兄弟们走进城市所作的艰难拼搏和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小说仅仅写了乡村的叛逆者冯家昌们，哪怕不是以某种道德标准简单地加以评判或谴责，那只能说是在重复以往关于城市与乡村冲突的叙述而已。小说在描写背叛乡村的同时，同样塑造了一位承载理想的乡村女子，为小说立起了一个理想的标杆。“城的灯”作为一种寓意，来自圣经，显然这个“城”并非城市之城，这是一个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闭城堡，它象征着人类的美好精神的圣洁境界。刘汉香这位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完全浸透着李佩甫对宗教神圣性的景仰，她几乎是一位东方化的圣母。但她有一个涅槃的过程。正是冯家昌的背叛，使她从八年的道德幻象中惊醒，她看到了农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