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3)06-0057-06 一 台湾日据时期来台的日籍殖民作家西川满曾经搜集、整理、创作了一些台湾民俗题材文学，台湾学者陈明台在西川满年谱中有这样的统计：“一九三五年 二十八岁 四月，出版诗集《妈祖祭》，六月，连载散文诗《台湾风土记》(后改题为台湾显风录于《文艺泛论》)”[1](P.310)“一九三九年 三十二岁 二月，创刊《台湾风土记》民俗研究杂志，计发行四册。”[1](P.311)“一九四二年 三十五岁 五月，与池田敏雄合著《华丽岛民话集》出版。”[1](P.311)西川满创作的《台湾显风录》(后被改为《华丽岛显风录》)和他与池田敏雄共同编辑的《台湾民话集》中的民俗文学作品，其题材都是有关台湾的，据此，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台湾民俗题材文学”。 仔细研读西川满的民俗文学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他所津津有味地搜集与整理的他自看作为“日本南方异国情调”的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大陆文化向台湾的延伸与发展。西川满在上述两本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文化现象，有的与粤文化相近或相符，有的与闽文化相近或相符，有的则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相近或相符。深入的考究，西川满高度关注、花大力气整理的那些充满了灵异、神秘色彩的台湾民俗，大部分和闽南文化高度近似乃至完全一致。 《华丽岛显风录》共包括17篇短篇故事，“西川满根据在台期间获得的文献资料，及亲眼目睹的台湾人社会现象，加以选择与整理，以浅近的日文，写成短篇故事。……里面的关键语句不仅采用台语，并注出台语的发音……”。[2]在民俗学研究过程中，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借助于田野调查，然后进行数理统计、抽样分析和提炼概括，因而所得出的结论比较切合于调查对象的整体风貌。西川满对台湾民俗进行研究后所创作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其中所反映的台湾民众的日常习惯、节日、宗教信仰及祭祀场景，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的表面真实现象。之所以称之为“表面”现象，是因为西川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喇叭作家”[3](P.79)，是不可能深入揭露殖民宗主国的侵略本质的。而正是这些浮现于社会表层的炎黄民族文化特征顽强对抗着“文化殖民”的同化政策，无言却有力的宣告着霸权文化扩张主义的无可奈何与失败。《华丽岛显风录》里一些词语的台语发音，如“形代”(即纸人)、“扛木盛(木盛的合字)”，证明虽经日本殖民者推行强制台湾百姓讲日本话的所谓“国语运动”的蹂躏，人们仍然说着闽南话(台语即闽南语)，本民族语言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华丽岛民话集》包括24篇短篇故事，“这些民话是西川满在台时期与池田敏雄共同策划，从当时台湾全岛小学生无数的征文中筛检出来的。内容均为家喻户晓流传于台湾民间的故事，每一篇都脍炙人口……”[4]儿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他们的可塑性最强，心灵也最容易被扭曲，他们应该是最容易被外来强势文化所“同化”的人群。西川满和池田敏雄所沥选、整理出来的这些民间传说、童话，毫无疑问，是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范例，然而，正是这些作品，没有一篇不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比如，《换头》这篇民间故事，其情节完全是来源于《聊斋志异》里的《陆判》[5](P.59)一文，简直就是《陆判》的日文版。 审读西川满的两部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集，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民间习俗，远则滥觞于中华炎黄文化，近则述祖于闽南文化。 二 闽南，指中国福建省南部地区，包括福建省泉州、漳州、厦门一带。这一地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厚。 晋唐时期，中原一带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于是有很多中原百姓为逃战乱，来到在当时中原人看来是蛮荒之地的闽国。后来，王审知率兵南下，开拓疆域，建立了闽国，直到如今，福建民众还深感他的开闽之功，将王审知兄弟供为地方神。 因为闽南一带有一个相对于闽地其它高山峻岭的山地来说较为平坦、较易生存的晋江平原，于是这些中原移民主要迁居于现在的泉州、漳州、厦门地区。闽地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因而，群居于闽南平原一带的晋唐移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凭借着闽地东部、北部、西部近乎半包围形状的天然屏障，依山面海，过着农耕、捕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般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居住于闽南的中原移民自觉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祖先源于中原古土的语言得以承传至今，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非物质精神遗存之一。在一个较小的地域里，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海桑田，早期移民的后代仍然说着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闽南语被称为“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不是过誉之辞。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闽南文化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仍是根源于中华文明大家庭里的中原文化，是中华古文明的较完善的保存，是炎黄文化的未受异化的承传。在闽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镶嵌着“□□衍派”的标志，这无疑是闽南文化饮水思源、不忘祖先、继往开来的精神特征的代言词。台湾与闽南有着血缘、地缘、神缘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民众世世代代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闽南地方的开发是由泉州而至漳州的(古代厦门地属泉州)，海外贸易作为宋元以来闽南地方的经济支柱，其兴衰、消长过程又是由泉州至漳州(月港)再到厦门的；外贸的衰落促使泉漳兄弟携手奔赴台湾及南洋开发、谋生，闽南人(泉州为主，漳州为次)又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正是闽南这个地方性的‘母文化’孕育了台湾文化这个‘子文化’”。[6](P.27)早期到台湾的大陆民众，离乡不离俗，讲家乡方言，习家乡风俗，按传统祖文化的价值观念处世。这些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台湾同胞有着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因而得以沿袭和传承。“语言是思维的外衣，语言也是文化的表征，从语言的使用与运用上可以看出使用者思考的走向和轨迹，也可以很鲜明地折射出地域文化的浸润与影响”[7](P.90)。台湾同胞普遍使用的台语与闽南语，特别是厦门话，大同小异。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的血肉联系由此可见一斑。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旧时一直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长期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这使闽南文化具有较少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影响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如恋家、思乡、重民族感情、乐善好施、仁爱宽厚等。这些闽南传统文化由移居台湾的闽南人进入台湾，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深深植根于一代代来台闽南人思想意识中的闽南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家精神的指征。“中华情结”是台湾民俗的永恒主题。日据时期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民众作为中华文化的薪传者，在日本霸权文化势力范围下，仍能捍卫自身的民族文化本位价值观，抗拒文化同化及蚕食。闽南情结已经无庸置疑地根植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台湾民俗打上了闽南文化的鲜明烙印。由于台湾民俗与闽南文化的厚重关系，西川满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在表达他在殖民地台湾的独特感受时，不可避免的在民间风俗的描绘、现实生活的叙写、内容题材的选择、语言风格的运用上，都透露出闽南文化的独特精神指向和意识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