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6-0042-05 海外华文文学大致由东、西两大板块构成。东方大板块以东南亚诸国华文文学为主体(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代表)，西方大板块以欧美华文文学为主体(以美华文学为代表)。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总体格局中，东方和西方华文文学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时空条件里生长，历史的演变和现实的境遇有着明显的差异，各自己走过了非常特殊的发展道路。“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我们无法以一种常规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他们。因此，‘身份’就成了我们切入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角度。”[1]为了能够准确把握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有必要对东西方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及其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 “文化身份”命题是目前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课题，它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平台上被提出，随着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被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的。“它包含着五种主要成份：(1)价值观念；(2)语言；(3)家庭体制；(4)生活方式；(5)精神世界。据学术界人士不完全统计，在西方，文化身份的定义有300多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界定，但对构成文化身份的这些主要成份，大多数人是认同的，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2](P35)从文艺美学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研究是肯定了主体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它则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相结合。因此“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寻找某种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则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3]海外华文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具有跨国别、跨地区的特点，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跨文化的视野中，把跨文化的理论方法运用于这个特殊的文学空间，则我们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所蕴含的内在的丰富性就有可能得到多方面的理论诠释。 首先，“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4](P118)对自己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表现。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的，其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他们是处在居住国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面对两种文化的包围，既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建立同主流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模式。但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影响、渗透和交融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东西方华文文学正是以其不同的“他者”姿态，表现出跟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相互撞击，从而呈现出本民族文化生命机制的不同层。其次，从文化身份的视角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是可行的。这“是因为海外华文作家是带有特定的‘价值观念’的，都是在由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由于文化身份各别，作品也无不深深打上‘身份’的烙印”。[2](P35)世界各国的华文作家虽然都出自同一源体，都是炎黄子孙，有华族血统，家族体制和生活方式相似，而且都是在异域以汉语写作，但他们已经分别与各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相处相融，成为各自所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人文心理及其所受异质文化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使其文学的时空结构、生存形态和发展过程都与大陆文学有很大区别。“海外华文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领域，其接受影响的多向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新的意识文化环境中的嬗变和重建，使其具有了超越单一文化背景的美学意义”。[5](P64)再次，“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界定自己?‘我’与什么认同?怎样看待‘我’于他人的关系?身份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6](P6)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的背后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他们的作品负载着各种复杂交织的关系，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中，充满着异域感、游子梦和恋乡情，因此其精神世界十分复杂。任何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其身份都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性；而他们自身的流动性，又使其身份处于变动不定中，使人无法把他们纳入固定的类型。因此，文化身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进而准确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 一、从价值观念看文化身份之异同 价值观念是文化身份构成的主要成份，也是作家创作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以静止、和谐对称、直觉思维、整体、性善、人治、中庸、平均主义、循环论为本位。而西方文化以运动、斗争战争、分析思维、个体、性恶、法治为本位”。[7](P13)中国传统文化以直觉思维为主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整体本位思想的产生，其现实表现就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导致了它注重个体，并由此产生了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将个体、个人作为社会的逻辑元点和价值元点，使权利本位成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因此，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本质差异就在于：西方人突出个人，而东方人注重集体。 这种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对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东南亚地区由于华文的非主流地位等原因，其华文文学一直以各种方式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移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血脉根源和现实境遇不仅在“移植”过程中存在着认同母体文化的“价值预设”，而且“价值预设”的集体认知往往大于个体创意，这便使得东南亚华文文学认同中国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色彩非常浓郁。这些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姚拓的小说，就常常表现出中国文化人伦相关的醇厚意味。他的小说《四个结婚的故事》讲述了抗战末期云南驻军四个军人的战场和家庭生活：拿破仑式的王连长大别山血战日寇时，打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竟一口气投掷了一百多枚手榴弹”，独身守住了阵地。但就是这么一个硬汉子，成家后却“退役”同妻子卖橘子去了。一排长张德明虽也儿女情长，但抱着“日本人不走，我永不回家”的情怀不离疆场，最后撇下“等候了十余年而新婚的妻子”，撒手人世。小说结束于“在人面前，我将说：‘我要学习张德明’!但在我的心内，我却对我自己说：‘卖橘子去’!”传递出一种包含有浓厚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生困惑和追求。人伦和谐的道德文化，历来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命脉的一种精神内核，而姚拓小说就孕成于这种精神之中。姚拓生于中原之地，长于洛水之畔，那是一块“没有这块地方，真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应该怎样写下去”[8](P139)的土地，历朝建都，人杰地灵，内孕着无限深邃浩渺的河洛文化。从河洛之地走出来而又久居海外的姚拓，其小说描绘的是一种视野不断变动中的伦理文化，其中有血缘亲族的乡土情结，有同一祖先的文化认同感，也有更广阔的、非地缘关系的人类相亲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