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3)04-0102-04 一、华裔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华裔文学研究是对美国华裔文学获得的发展的积极反映。美国华裔文学虽然可以追溯到出生于1865年、欧亚混血的女作家水仙花(1865-1914)，但真正形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则迟到二战以后。 水仙花的写作，有其特殊的背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她只有一半华人血统，出生在美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处境与普通华人是大不相同的。水仙花写的是华人身上发生的短小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收入在1912年出版的《春郁太太》里。在水仙花以后，直至30年代，才偶尔出现了华人的英语写作。1935年，林语堂在美国出版了他用英语写的《吾国吾民》。这是一本文化论著，以介绍中国人的生活观及生活方式为己任。它的出版，在美国引起了一定的注意。林语堂也因此被誉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对生活加以评述、对古代智慧加以阐释的哲学家。”[1]在30年代，《吾国吾民》与赛珍珠的《大地》被视为了解中国的新教科书。林语堂代表了那些从祖国大陆迁移美国的华裔文学作家，如在50年代在美写作的张爱玲、黎锦扬、刘裔昌、黄玉雪、包柏漪等人。与这一批成年后迁移美国的作家不同的是一批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新一代华裔作家。后一批作家在人数上要超过前一批。他们大都在70年代后出名，其中包括赵健秀、汤亭亭和以后的谭恩美、任碧莲、黄哲伦等人。这一批作家的涌现才使得华裔文学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现象。七十年代是华裔文学开始崭露头角的时期，汤亭亭出版了《女勇士》(1976)和《中国男人》(1980)，前者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赵健秀出版了戏剧《鸡笼中国佬》(1972)和《龙年》(1974)，黄哲伦创作并上演了戏剧《刚下船的新客》(1979)、《铁路的舞蹈》(1981)和《家庭奉献》(1981)，包柏漪出版了《春月》(1981)，这些作品都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作家还有王旭、劳伦斯·于和朱路易等。进入80年代以降，华裔文学不断产生新的作品，老作家汤亭亭出版了《孙行者》(1987)、黄哲伦出版《蝴蝶夫人》(1989)并获得了美国戏剧的重要奖项托尼奖、赵健秀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中国人北大西洋铁路公司》(1988)等作品，更有新作家谭恩美出版广受好评的《喜福会》(1989)、《灶王爷的老婆》(1991)和《百种密觉》(1995)、任碧莲出版了《典型的美国人》(1991)《莫娜在希望之乡》(1996)。华裔文学正在不断走向繁荣。 美国华裔文学由其发展的历史、所处的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而具有自己的特征。华裔文学的读者主要是美国读者和美国华人，尤其是前者。在30年代以前，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印象不但是偶然性的、零碎的，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仅仅是出于猎奇才会关注对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描写，而且这样的人数量也有限。华裔文学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这种情况。70年代《女勇士》等华裔文学作品引起的关注既非仅只为一种商业或文学内部的行为，它还反映海外华人社会在一个多世纪中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努力在不断地扩大，其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还隐藏着更深的时代意义。 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的时代。反战与民权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反顾历史，有学者认为，从60年代末至今，出现了一场“亚裔运动”，肯定它的起因是“一代大学生年龄亚裔美国人的出现与以反战为中心的公众抗议”，其目的是“实现一个文化多元社会的理想”[2](P.1)。正是在这场所谓的“亚裔运动”里华裔文学开始获得了发展的新契机。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华人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却不能获得美国《自由宣言》中宣称的“生而平等”的权利，譬如早年华人为修建横穿美国的铁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华工葬身在筑路工地上，而当铁路修好通车时，在纪念碑上却没有华工的名字。许多新一代华裔文学作家都通过真实地描述这一历史，抗议以往由白人传统主导的美国历史歪曲了其真实的面孔，要求自己的声音从沉寂中浮出。不仅仅汤亭亭在小说中揭示那些被遗忘、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像赵健秀、黄哲伦等人均在作品中重述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美国华裔文学也是随着华人，或者说亚裔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而发展起来。 美国华裔文学的引起关注还是新的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造成的。在国际上，冷战趋于尾声，尼克松打出了中国牌，1972年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在酝酿，新左派的力量也在上升。在美国国内，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都对此做出了反应，不同的利益驱动，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都走到了要求美国社会变革的前台。正是在这种局势里，华裔文学的快速成长与华裔文学研究的开展才成为可能。 二 华裔文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华裔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厘清华裔文学的范畴。但一直以来这是一个悬而未决、引起争议的专业学科问题。有的人认为应该以地理与国籍来界定华裔文学这一学科，如华裔作家与评论家赵健秀主张那些在“美国生美国长”的才能算是华裔作家[3]，有的则以文化属性界定，认为应该是以Chinese来修饰American，即应该是以华裔美国人来取代美国华裔或美籍华人；有的美国评论则在“美国的”界定外强调中国血缘；也有的人强调了语言的标准。于是在美国的华裔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赵健秀的标准来看，林语堂和张爱玲等一大批作家不归属于华裔文学的范畴，而张敬珏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目录》则收录了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聂华苓、于梨华和陈若曦等作家，新近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专门有华裔文学一章，其中也收录了林语堂和张爱玲，其中所列举的书目不但包括了他们在美国以英语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了他们在赴美前在大陆以中文创作的作品，对于他们中文作品的英译，则策略性地认为是一种“创作”，如认为张爱玲小说的英文版都是由她本人操刀翻译或改写，因此“当属创作作品。英文本《金锁记》讲述一个上海滩背景的中国故事，使用中文式的对话、叙述和描写，是为了取悦于英语读者，而且，张爱玲对英语轻车熟路使她能够将英语口语与传统而现代的意识织入小说之中。”[1](P.547)显然这些界定根本上都牵涉到作家身份的认定。作家身份界定的复杂性正如美国华裔文学专家林英敏所言，“是一个既简单又异常复杂的问题。是以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死亡地、最长久的居住地、职业、阶层、人际交往、个性特征、身型、年龄、兴趣、宗教、星相、工资收入、自我认定还是别人的认定来确认身份?答案可能是无数的。”[5](P.104)美国纽约大学的巴宇特也认为：“‘国家’的政体、民族、种族以及语言地理上的意义在‘留洋文学’及其相关的‘海外文学’中是极其混乱的。这在用外文写作的作品中尤其明显。”[6]采用一种单一的标准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非要以‘中国’、‘美国’来定位一个作家……所谓‘国家/民族’在海外作家里是很难界说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二元对立，很难概括表与实、内与外、疏与离等等复杂情况。”[6]如果仅采用地理的与国籍的标准，则无法界定像林语堂、张爱玲和陈若曦这样的作家，还包括像赛珍珠这样的双重国籍作家。而仅强调他们的写作地，也无法界定像陈若曦和聂华苓、白先勇这类在美国写作其作品却主要在大陆和台港传播的现象。如果以语言来界定情况就更为复杂。无庸置疑，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身份认定中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文学史的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标准同样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印度与一些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由殖民主义造成的一种现象是一些作家使用了殖民国的语言进行创作，事实上这部分作品并没有成为“外国文学”，像泰戈尔的英语写作同样是印度文学的。一个民族常常包括了一些更为小的民族成份，因此，在一个统一的民族里各个不同民族也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权力，在一些现代民族国家中这些不同的民族语言使用的比例甚至是相近的，这种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有多种民族语言共存是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例如瑞士文学就包括了比例相近的意大利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着双语问题，英语并不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国语，在加利福尼亚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西班牙语为他们的日常语言。也有人主张，以文化向度为参照策略性地界定看待华裔文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对于华裔文学所栖居其中的海外华人社会来说，与中国相联系的不是外在的因素，如国籍、职业、出生地等等，甚至也不仅仅是语言的，而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命脉。中国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国体与制度，而是中国文化归属，一种民族的文化归属。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伦理价值不会轻易随着外在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籍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改变。将文化国家作为地理与政治国家的一种替代，认为“中国人Chinese在英文里是一个文化的观点”[7](P.149)更是海外儒学传播者提出文化中国的认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