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6X(2003)06-0005-03 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长期以来,西部文学是以诗歌为人瞩目的。古代流传的民族长篇史诗、民间歌谣自不待言。进入当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闻捷的《吐鲁番情歌》、甘肃李季的《玉门诗抄》和《杨高传》、云南公刘等整理润色的《阿诗玛》以及广西韦其麟的《百鸟衣》均闻名遐迩、传诵一时。80年代,新疆以杨牧、章德益、周涛为代表的新边塞诗、青海昌耀和西藏马丽华的高原诗歌同样以鲜明的风格广为人知,而四川甚至成为新生代实验诗歌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以及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充分显示了80年代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实验的实绩,云南的于坚也以其持续的探索精神和诗歌天赋占据了中国新时期诗坛的重要位置。相比之下,西部的小说可供圈点的成绩不多,当代文学前40年,西部文坛几乎只有陕西一省以小说闻名,柳青、王汶石、贾平凹、路遥以及宁夏的张贤亮、四川的周克芹、贵州的何士光以他们的小说创作构成了西部小说沙漠中不多见的几块绿洲。 这种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有力的改变。1993年,正是陕西小说家以5部长篇小说形成陕军东征的态势,使中国文坛持续数年的低迷状态一扫而空。这次陕军东征的意义非同凡响。首先,它重新唤起了文学在整个文化格局中应该拥有的创造激情,赢回了公众对于文学的注意力;其次,它打开了文学图书的市场空间,使作家获得了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可能,文学的生存体制一体化格局完全被打破,文学因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文学的关注焦点一是北京的王朔,二是陕西小说家群。王朔主要是借助影视传媒的力量实现了文学的市场利益,陕西小说家则以文学本身创造了市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西部小说家恢复了文学的尊严。 90年代中期以来,西部文学堪称全面繁荣。长期寂寞的广西文坛在边缘崛起,广西三剑客佳作频出,东西、鬼子分别以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荣获鲁迅文学奖,李冯则因为张艺谋编剧《英雄》名噪一时。四川的阿来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甚至成为惟一入选“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的当代经典。陕西的红柯以《西去的骑手》、新疆的董立勃以《白豆》给小说界带来了阅读的惊喜。宁夏金瓯等年轻小说家的中短篇小说,也正在引起文坛的关注。此外,重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等一批长篇小说也在公众范围或文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文学既因为其文学实绩,也因为国家战略而日益成为一个成熟的概念。将西部文学近10年的实绩与前40年的状况相对比,我以为,西部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民族色彩的淡化。前40年,西部文坛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优秀小说家如内蒙古的玛拉沁夫、云南的李乔、广西的陆地,他们的小说创作都打下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如玛拉沁夫写的是蒙古族,陆地写的是壮族,李乔写的是彝族。小说均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为人称道。这既是这些作品的特色,也是这些作品的局限。因为,说到底,这些作品是作为当时中国文学主流叙事的补充和衬托而立世的。如果取消它们的民族色彩,这些小说的价值也就面临崩溃。这些作品的素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主流地位,只有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格局中才可能得到重视。然而,近十年的西部小说明显淡化了民族色彩。一方面表现在许多西部小说的作者是汉人,其西部小说写的也多是汉人的生活。这个事实当然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西部移民政策有关,大量汉人涌入西部,使西部的民族构成、文化构成多元化了。于是,西部文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作家,西部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社会生活题材。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相当一批少数民族小说家并不以民族题材作为其小说创作的重心,他们甚至有意淡化其少数民族身份,比如广西三剑客之一的仫佬族小说家鬼子,从事小说创作20年,几乎从不标明其民族身份。即使是记者或研究者问及其民族身份时,他也有意淡化。而从他的作品,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明显的仫佬族风俗风情的痕迹。同样,宁夏的满族小说家金瓯,我们也很难从其作品发现其满族文化特征。这固然是因为社会时代的发展融合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少数民族的传统性正在为越来越鲜明的现代性所取代;同时也与这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有关,他们并不需要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作为他们在文坛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他们完全有信心与汉族作家在同一水平线上攀登文学的高峰。 第二个特点是文学地域性的强化。民族色彩的淡化并不等于西部文学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只是其文化特征从民族文化向地域文化转型。民族文化往往具有文化构成上的纯粹性。地域文化则常常因为多民族的融合表现为文化构成上的丰富性。这就导致当下西部文学民族的烙印越来越模糊,但地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种地域特征有时候表现为自然环境。比如,许多人都发现红柯的小说喜欢风景描写,不少人被红柯对千里大戈壁的描写、对公路两旁参天白杨的描写所感动,这些描写无疑显示了红柯小说鲜明的地域性。当然,有时候地域性可能会落实为人物性格。对此,《经典关系》的作者莫怀戚特别自觉,他努力表现人物性格中的重庆文化背景,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化推理才能。当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人结合在一起,必然彰显出特殊的地域文化。比如董立勃的《白豆》,当新疆荒漠下野地遇到了一群出生入死的军人,一种奇异的人文气息就诞生了,白豆、胡铁、杨来顺、马营长等人的故事才如此大开大阖又扑溯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