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133-06 文学性就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与构造之中。 ——雅各布森[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整体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不但反映人的思想与情感、性格与行为，还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炯[2] 本文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来使用“语言”这个概念，即不仅指语言文字本身，而且还包括文字按一定的构造法则组合而成的艺术符号——句子、句子群落、乃至文本。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诗人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语言背景中，一方面他们与自己的母语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多数人却始终与汉语有着密切的接触，并且以汉语创作诗歌，深受汉族和西方文学作品文本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语言的感知是十分敏锐的，他们叙述语言符号系统的丰富与更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们对语言符号的处理和创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走向成熟的一种文本叙述模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全部的形式和技巧最后都得落实在语言上。当诗人要把内心孕育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的时候，首先必须选择相应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构成文学形式的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3]“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的20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创造的东西。”[4]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在变革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必然要创造新的文学语言。对语言符号的艺术处理和创造，直接体现了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文本叙述观念，当语言符号以一种新的规定和新的表达方式出现时，就意味着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对象。 四川回族诗人木斧，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藏族诗人远泰、列美平措、吉米平阶、阿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阿苏越尔(苏启华)；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杨见，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云南白族诗人晓雪、李芸，傣族诗人庄相、柏桦，景颇族诗人金明、沙忠伟、晨宏；贵州侗族诗人蔡劲松、杨文奇，布依族诗人杨启刚，水族诗人石尚竹；西藏藏族诗人嘉央西热、维色、达娃次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当代西南少数民族诗人，在诗歌语言符号系统的传达艺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们在重视语言对经验世界传达的复制功能时，更重视语言的创造意义；他们在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诗歌的语言不仅要能够描绘事物的外象，重现景观，还应该有自己纯粹的艺术特征；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该超越他所依赖的物的表象而进入非具象所能涵盖的世界。所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在寻找一种既适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又能以一种充满表现力的文本感染读者的表述语言上。 一、语言选择中的主体自觉 语言对于诗人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媒介，但对于优秀的诗作来说，应使读者忘记语言这一媒介的存在，而不是使读者对这一媒介的胜任。以往传统的诗歌作品多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注重语言的形象、生动以及语言的节奏与韵律，这种要求从诗歌的语言对表现对象的再现的角度看是十分不成熟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指出“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5]若仔细考察中国近20年的诗歌创作在叙述文本上前后的变化，便会发现语言经过了由简单的模仿、记录、反映，上升到了对作品的内涵所承担的传达作用，这是文本的自觉。 作为20世纪后半叶步入诗坛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青年诗人，他们无疑也受到了当时那种文本的表述语言试图摆脱其工具地位，走向其表现与传达语体的自觉的影响，并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这场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诸如藏族诗人列美平措、维色、远泰，彝族诗人倮伍拉且、吉狄马加，苗族诗人何小竹、彭世庄，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白族诗人栗原小荻，水族诗人石尚竹，侗族诗人蔡劲松，布依族诗人杨启刚、陈亮等人。 在“非非”诗派的代表人物，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看来，“粉碎旧语体，建立新语体，便是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新诗的反叛”。[6]何小竹多次与笔者谈到：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退居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现在艺术家那里，便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今日的“无言”。何小竹的诗歌也处于这种“无言”的境界，处于言说与静默的临界线上，处于语言发生的意义上。诗人创作的最高意旨在于追溯语言与人、与宇宙自然的本质关系，进而揭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以及人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并由此反观文明的本质。诗人在他的不少诗作中都背弃了传统的语言格局：“我找不到一种语言/记述那次经历/人类从开始/就装扮成鸟的模样/至今我不能向你展露/那只痛苦已久的眉毛/你每次看我/都缺少表情/就像看见我家谱中的/那幅插图/关键在于图中的那个星象/留有祖母的指纹/至今我没有找到/一种向你解释的语言/……”(何小竹《人头和鸟》)“我不愿在/下午两点说出/这一种语言//是两只/被梦幻击毙的猫头鹰/睡眠的眼睛/预感到一座雪山的死亡//……//我不愿在/天黑以前说出/这一种语言/那时我们都坐在/一扇门前/等待落日/默默地数着黑色的念珠/……”(何小竹《一种语言》)在创作中，诗人对传统语言格局的背弃，对新语体的建筑，都源于他对语言功能的衰竭和堕落，对人类语言行为高度“文明”化的不满。因此诗人的创作也在一种表面的平静和灵慧中，暗藏着对旧的语言格局的破坏。诗人努力将语言推入非确定化的语境中，他试图使语言获得多值性，乃至无穷值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和更丰富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