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的发生期，“新诗”出版的兴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据蒲梢所编《初期新文艺出版物编目》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间，共出版各类诗集18部，包括个人诗集，同人合集与诗歌选集。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并不惊人，但同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出品短篇、长篇加在一起只有13种。(注：参见文学研究会编《星海》(《文学》百期纪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由此可见，“新诗”不仅是新文学的急先锋，而且在初期文学的出版品中也是中坚力量。有意味的是，早期新诗集的出版者虽有多家，但细分起来，影响较大的几部诗集的出版还是相当集中的，基本上被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三家包揽(商务三种：《雪朝》、《将来之花园》、《繁星》，亚东七种：《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渡河》、《流云》、《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泰东两种：《女神》、《红烛》)。其他书局或只偶一为之，或根本是由诗人自印。其中，商务版诗集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系列，在出版品中份额不大，“新诗”并不是其“重头戏”。但是，对于亚东、泰东这两家规模较小、以新文化出版为主干的出版者来说，“新诗集”的出版却与“新书局”自身形象的确立以及生存和发展，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而新诗社会影响的扩张不仅有赖于和“新书局”的合作，新诗坛内在的分化，也隐约地显现于“新书局”的微妙对峙间。因而，在“新诗集”与“新书局”之间，一个可待开掘的论述空间便由此产生。 一 在新文化兴起之初，对既有出版业的批评便不绝于耳，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界的龙头，无疑是火力的焦点。宗白华在《评上海的两大书局》一文中，就指责商务：“十余年来不见出几部有价值的书”，而中华则无评论价值。(注：1919年11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在个人的言论之外，《新青年》、《新潮》对商务旗下杂志展开的围攻则更是著名。(注：先是陈独秀发文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掀起东西方文化之争(《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继而是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把商务旗下诸多杂志批得体无完肤。(《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虽然，商务、中华等大型书局也积极跟进，迅速与新文化的势力接轨，但在某些新文化运动人士看来：“其实他们抱定金钱主义”，商业利益是其第一位的考虑。直至1923年，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出版界“混乱”的原因，是“出版界的放弃职责，惟利是图，实为致此恶象底是最大的动力”，而“本篇所论，还只是对几家较为革新的书店而言”，矛头所指仍以革新后的商务、中华为中心。(注：参见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洪水》1卷3期与5期。)因而，在旧有的出版业之外，构想一种以新文化人士为主体的新的出版方式，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注：譬如，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发生过关于“新文化书店”的讨论。讨论者在对出版新文化书籍的大书店，纷纷表示不满的同时，也认为“最好这种书店，即由各种学术团体集合资本开设”，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法、程序。(参见1920年3月间的《时事新报·学灯》))后来北新、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等新型书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呼声的产物。但在这一构想实现之前，新文化的传播，必须依赖与出版商的合作，群益、亚东、泰东等书局都由此脱颖而出。群益发行《新青年》，亚东代理北大出版部，销售、代办或印行各类新杂志，后来又标点旧小说，而泰东则出版创造社丛书，都著称一时，被看做是新书局的代表，(注：宗白华曾评价当时的书局：“现在上海的书局中最有觉悟，真心来帮助新文化运动的要算亚东和群益。中华、商务听说也有些觉悟了，究竟是否彻底的觉悟，还不能晓得。”(见《复沈泽民信》，1920年1月19日《时事新报·学灯》)另：由毛泽东等人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当时与八家正式出版物有交易协议，其中头两家就是泰东和亚东。(王火《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10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到了40年代，还有人将亚东与泰东，两位经理赵南公和汪孟邹并提，认为是当年上海四马路上仅有的纯正书商。(注：萧聪《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1947年8月10日《大公报》；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4～208页转引了此文及汪孟邹的回文，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新诗集”的出版，正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在亚东、泰东那里，“新诗集”与“新书局”之间存在着饶有意味的文化关联。 在初期的新文艺出版领域，亚东图书馆算得上是一家新诗的“专卖店”。如上文所述，早期新诗的主要出品基本由亚东、商务和泰东三家包揽，而亚东出品占据了其中的大部，有七部之多，而且《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等新诗史上的奠基之作，在当时都十分畅销：《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53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3页、82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年止销了两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张静庐曾称早期上海新书业，可以销行的书一版印两三千本，普通的只有五百本或一千本。(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27～128页，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比照上面的销量，可见亚东诗集的畅销程度。其他几本出品，虽不似这两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注：《草儿》、《冬夜》、《新诗年选》初版3000册，《冬夜》据倪墨炎估计，至少有三版(参见《俞平伯早期的诗作》，《俞平伯研究资料》，第25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草儿》修正三版改名为《草儿在前集》后还有四版。)亚东成了新诗的“专卖店”，无疑是出版者看准了市场。然而，市场的鼓励，毕竟只是一个推测，“新诗”专卖还与亚东特殊的人事背景有关。陈独秀、胡适等人与亚东关系密切，亚东也由于有了新文化领袖的支持而兴旺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汪原放已有详尽论述。尤其是胡适，从提供书源，到选题指导，再到作序考证，可以说是亚东的幕后高参，他自己重要的著作，大部分由亚东出版，由他作序的旧小说标点本更是风行一时，让亚东收益颇丰。(注：到1922年底，亚东出版的胡适作品《短篇小说》、《胡适文存》、《尝试集》以及他作序的《水浒》、《儒林外史》等，都印行三版、四版，印数为一万以上，其后的销量还要多出许多。(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1～82页))值得注意的是，《尝试集》之后，亚东出版的一系列诗集，都与胡适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新诗集能够在“亚东”不断推出，胡适的作用不能低估。 在上述两方面之外，更值得探讨的是，新诗的“专卖”，其实还体现了亚东独特的经营理念。上文已述及，与商务不断遭受批评不同，亚东、泰东是以新书店的形象出现在上海出版界的。然而，新、旧书店的区分除了表现在“形象”上，其出版实力和经营范围的差别也相当关键。据王云五统计，民国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三年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占全国出版物的比重平均为65%，其中商务一家平均为48%，几乎独占了一半。(注：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335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这是从出版量着眼的统计，而陆费逵则从出版资本上做过描述，他称：“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九百余万元，其中大书店资本雄厚，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分别为五百万、两百万、七十万、三十万，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而非书业同业公会会员的还有五种，资本均在十万元以下，其中就包括“新书店”。(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印刷业》，《中国出版史料》补编，278～279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所谓“新书店”，就应包括亚东、泰东这样的小书店，在汪原放的统计中，亚东的年收入最高时不过七万多元，无疑是被排斥在资本雄厚的大书店“俱乐部”之外的。有趣的是，当亚东、泰东、北新、现代等书店组织“新书业联合会”时，商务、中华也被有意排斥在外。(注：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91年2期。)“小资本”与“新书局”，出版实力与文化形象之间的这种关联，其实表明了现代出版市场分层划分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