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6-0038-04 在穆旦(1918-1977)生前和身后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中，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文章极为少见。这可能表明穆旦不是一位长于理论表述的诗人，至少不是一位热衷于理论建设的诗人。在创作和理论二者之中，他似乎更注重前者。这一特点既表现在他40年代的表述中，也为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所注意到。(注：穆旦在评论艾青关于“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时表示：“而这就比一切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了诗的语言所应采取的路线。”见《大公报·综合(香港版)》1940年3月3日。另外，穆旦的同学和师友王佐良在《论穆旦的诗》中谈到：“他注重创作实践，对于理论家们不甚理会，自己也没有谈过诗学。”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这和他所喜爱并有所师承的T·S·艾略特非常不同。 总的来说，穆旦是一流的诗人和诗歌文学翻译家而不是诗歌理论家，从以往对穆旦的研究论文中也极少看到对其诗学观念进行考察的内容。但无论如何，这决不意味着穆旦没有自己的创作观和诗学主张。如果要考察、索解穆旦在抗战时期的诗学追求，至少有两篇写于1940年的诗评文章不容忽视。两篇文章的出发点似乎只是分别对艾青、卞之琳抗战时期诗歌的批评，实际上却是通过批评提出了穆旦本人的诗论，因为它们十分鲜明、确切地表明了作为诗人的穆旦在抗战时期具有独特理论意义的诗学观。这两篇诗评分别是《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均写于1940年初的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又先后发表在同年《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综合”栏内(3月3日和4月28日)。但是在上世纪出版的有关穆旦的文献中，却一直见不到这两篇文章的全貌，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注：1996年9月，李方编《穆旦诗全集》出版，但未收录穆旦的文论；1997年4月，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除穆旦诗选外，第一次选编了穆旦的文论和书信，但仍未收入这两篇文章；直到1999年10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梦晨编选的《穆旦代表作》才将这两篇文章作为穆旦的文论收入。笔者所用这两篇文章，《他死在第二次》的手抄件由李方先生提供，《<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的复印件则由朱少璋先生提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一时成为一门“显学”，但缺乏对穆旦诗学理论的关注，大约也和对这两篇文章重视不够有关吧。 两篇诗评的批评对象不同，但理论支点却又高度地保持一致，因而比较完整地传达出穆旦这一时期对诗歌创作的主导看法，至少是他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论点。而这个重要论点，以往一直被严重地忽视。 穆旦首先对艾青的创作倾向发出了由衷的称赞。在《他死在第二次》这篇评论中，穆旦实际上是以艾青作为他的一个最圆满的论据，论证了他本人对抗战和抗战时期诗歌发展方向的论点。这篇评论的要点包括：1.抗战使疲弱的、病态的土地获得新生，这一主题在艾青诗中得到充分表现；2.如同惠特曼歌颂新兴的美国，艾青歌颂的是新生的中国，艾青的诗具有“本土化”特征；3.艾青的诗“是光明的鼓舞”，艾青是新生中国健壮的歌手；4.艾青以真实的生活做背景，以博大深厚的情绪涂写出真实、纯朴的图画，刻画出简单质朴的人格、牺牲精神和心理状态；5.艾青的诗有着“清新的爱慕的歌唱”、“高度的斗争的热情”、“擦过了一切艰苦的、胜利的信念”、“美丽的史诗”、“Herry James和Marcel Proust”式的心理刻画；6.艾青“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是此后新诗惟一可以凭借的路子”。随后，穆旦又评论了抗战时期另一部个人诗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在更为开阔的背景下讨论了抗战时期现代诗所应坚持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在前一篇评论中穆旦还只是以肯定艾青而较为隐晦地表示出自己的诗学主张，那么在后一篇评论中穆旦的态度就十分明朗地从正面提出来了。他把这种主张概括为“新的抒情”。 值得思考的是，穆旦是在英美诗坛盛行“机智”而国内诗坛也有人提出“放逐抒情”的背景下提出“新的抒情”这一不同寻常的诗学观念的。考虑到穆旦所置身的现代文化背景，这就似乎意味着“抒情”这个传统诗学概念的内涵将必然有着新的内容和对它的诠释。 事实上正是如此。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这篇诗评中，穆旦没有像评论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那样单刀直入地切入批评，而是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旗帜鲜明地立论，提出了在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方向。他从诗与社会、时代同步发展的观点出发，解释了英美现代诗玄学诗风盛行和抗战前卞之琳将这种诗风引入中国诗坛的社会原因。接着，穆旦分析形成这种诗风的社会背景。随后，他肯定了卞之琳在30年代将这种“机智”引入他的《鱼目集》同时也是引入中国诗坛的诗学意义。认为：“《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给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1]然而在穆旦看来，卞之琳的“机智”诗风是与他所表现的时代特征相协调的，或者说是特定的生活内容决定了特定的写作方式。这里表明了穆旦潜在的“创作与生活同步”的诗学观念。就此而言，穆旦和徐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同样面对抗战的时代背景，他却没有简单化地对徐迟“放逐抒情”的观点作出呼应，反而提出了“新的抒情”这一与“放逐抒情”有明显不同的诗学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