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6-0045-07 本文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选取中国作家王蒙(1934—)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Kundela Milan，1929—)进行比较研究，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其一，两位作家都是成就显赫且具有相当世界影响的。他们都具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创作生命力长盛不衰，拥有显要的文学地位，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成就。其二，在生活道路和创作思想上，两个人都有类似经历和可比性：都曾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走过坎坷的生活历程；青春、革命、历史、爱情和抒情性文学，都是他们关注和描述的重要对象。其三，他们都是富有思想气质的作家：在80年代，王蒙就被认为是中国文坛最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昆德拉的思想之深刻透辟，其哲言妙语在大众传媒中的流传，更是不争的事实。在审视生活现实的同时，他们都长于从哲理高度进行理性的概括，揭示语言和现实中的荒诞和悖论，这样，不但是积极拓展了作品的心灵、情感的空间，还往往形成作品的幽默、嘲讽的喜剧风格，凸显出作家的智慧风貌。同时，他们的创作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各自的艺术追求，又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作家，对生活对时代对文学的不同理解。 以对青春的深刻凝思崛起于文坛 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刚刚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都存在着一个如何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用文学形式表现新的时代生活的新课题；同时，在现实中都受到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重要影响，捷克还充当了苏联的“卫星国”，在思想和文学上，也有如何面对苏联文学影响的问题。 时代的巨变和一代新人的成长相重合，青春的认同和时代的认同相互纠缠，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迫切。恰恰是在50年代，作为文学新秀的王蒙和米兰·昆德拉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都是以对流行一时的浮泛颂歌和简单化地对人的理解予以反拨和摒弃，而引人注目。22岁的王蒙在1956年问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因为其鲜明的批判锋芒，曾经引发了从毛泽东到文学界的关注和争论，成为50年代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与王蒙相近的是，1953年，24岁的昆德拉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歌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复杂性的长诗。比之于50年代初期，在苏联和东欧(也包括中国)所流行的“无冲突论”和只能写“好了还要好”的创作时风，《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树立起比较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鄙薄当时流行的通体光明的无冲突论，针砭浮泛歌颂和美化现实的时潮，被称赞为“一部面对现实、独标真愫的诗集”，昆德拉也由此作为一名善于倾诉心曲的有棱有角的青年诗人登上捷克文坛。[1](P71)此后，他还创作了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1955)，借著名的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与监管他的盖世太保警官的对话，阐发了诗人自己对生活、对社会以及大千世界的哲理性思考。 两位作家都是以对青春的深度凝思崛起于文坛，都具有时代先行者的思想气质，而且，他们的文化评价和文学选择又是富有先见之明的。这里所讲的，是他们对于苏联文学的褒贬弃取有着某种相似性。在两个国家和两位作家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苏联文学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参照系而前定地存在的。米兰·昆德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以中欧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并且以此来抗拒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强势文化的压力。《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中对于人性富有深度广度的审视，就是抵制了斯大林时代文学的“颂歌体”和“光明行”，实现思想深度的突破的。王蒙的这种文化选择就更加复杂一些。一方面，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形成仅仅30余年，成果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他和许多共和国的同时代人一样，是阅读着普希金和高尔基、肖洛霍夫和西蒙诺夫、《铁流》和《毁灭》等，投身于革命行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创作的直接背景，就是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小说是风靡一时的以反官僚主义为旨归的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影响下的产物，林震到区党委组织部去报到，他的口袋里就装着这本小说，他的耳边回响着的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所发出的向娜斯嘉学习(《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青年女主人公)的号召。但是，另一方面，王蒙的聪明过人在于，他在对现实的体验和观察中，认识到这种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与复杂多端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限定性与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不相吻合，于是，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又明确地表达出，在现实中像娜斯嘉那样工作和生活并且轻而易举地取得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胜利，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对于当下的时尚表达出审慎和怀疑；同时，对于人物心灵世界的敏锐体察，又使这部作品超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干预生活”文学思潮题旨外露、指向单一的缺憾，在同类题材中别具一格，具有丰厚蕴含。 刚刚踏入社会生活不久的青春时代，需要有两个层面的思考，一个层面是对于人自身，对于自我的确认，一个层面是对于自己处身其间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认同。摆在青年时代的昆德拉和王蒙面前的，就是这种认同的困惑。生命的青春期和革命的新时代重合在一起，流行的浅薄单一的思想观念与执著的个人求索发生了撞击。如果说，昆德拉的《人，一座广阔的花园》是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索，要从各个角度揭示人的精神状态，那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则更多地表现在林震对社会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心灵世界的差异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