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3)06-0035-10 一、作家论的批评立场 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刊印了《作家论》，收入茅盾的五篇新文学作家论，以及穆木天的《徐志摩论》、许杰的《周作人论》、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和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这一批作家论写于1928年至1935年之间，作者用“文学批评的眼光”(茅盾语)评论当时文坛上的九位著名作家。他们以传统的然而又超越传统的批评方法来检视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绩。可以说，茅盾所创造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 众所周知，作家论批评文体是由茅盾在“五四”文学批评实践中摸索形成的独特文体，它以相对稳定的批评方法与角度，对30年代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产生过典范性的影响。在茅盾的影响下，胡风、许杰、苏雪林和穆木天等一批批评家，以“诗人批评家”(周作人语)的身份近距离地观照自己身边的文学家，对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感性印象，对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浓厚的“历史的兴趣”。正如朱自清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感言中所说的，“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同时，这一批批评家又秉持作家论“为的是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底世界和现实人生底世界跋涉探寻，从实际生活来理解具体的作品，解明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种文艺现象对于现世人生斗争所能给予的意义”(注：《胡风评论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可以说，在这些作家论中，包含着这一批批评家的价值取向、艺术眼光、思想底蕴以及作品的整体风貌、现实环境的渗透等诸要素。在这些批评家眼里，一个作家的思想、个人的气质禀赋，决定了作品的面貌；因此，把握这些作家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应该把它们放到批评家的立场以及作家的思想历程等框架里去考察。 批评家的立场问题，是我们研究新文学作家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胡风、穆木天、许杰等批评家都站在革命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关注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他们眼里，一个作家的思想成熟与否取决于作家与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否保持一致。穆木天的《徐志摩论》，关注徐志摩的生活环境对他思想所造成的影响。从批评家的立场出发，自然地从徐志摩“寄生生活者”的身份，看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他不能把握。从社会生活中，他抽不出有意义的主题来。对于丑恶的现实社会，他是回避的，否定的。”在穆木天看来，贵族市民出身的徐志摩“深受了英国的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他更接受了英国的贵族层的浪漫诗人的熏陶”。在康桥的贵族世界里，他只忙着散步、划船、看闲书，由此建立了他的理想主义哲学，也由此使他产生了“浪漫的怀乡病”，憧憬着一种“草深人远，一流冷涧”的境界。穆木天说，具有这样的社会和生活环境的徐志摩，“是极端地肯定着他的理想主义。他不住地要求着自我实现”。 在《周作人论》里，许杰从把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出发，追踪作家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他认为，关注“从五四到五卅，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前进了一个阶段。而负担这一运动的任务的人物，也是更进一步的认识的人。”由此，许杰紧紧抓住周作人一生思想的浮沉和观念的进退。在他看来，周作人的思想和文学格调只剩下“可以回顾的光荣”了。因为他从原先的“浮躁凌厉”转到“思想消沉”，从“载道派”转到“言志派”，从“文学有用论”转到“文学无用论”。这么一转，他就无法保持“五四”的风度，而沦为一个“中庸主义者”。许杰说，周作人“虽然是一个新文坛上的人物，但实在却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他的意识，是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 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以她那特有的笔触，剖析了出生有些奇异的沈从文，她敏锐地看出沈从文艺术创造的特异性。在苏雪林看来，沈从文“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当时有人称沈从文是一位“文体作家”，苏雪林则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理想出发，这样认为：“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象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象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在苏雪林看来，沈从文作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二是“结构多变化”；三是“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但沈从文作品的描写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繁亢拖沓”的地方，“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她甚至说，如果“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他全身松懈的懒筋”。沈从文绝对“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的“玩手法”在当时的文学界是出了名的。但苏雪林又说，“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在胡风眼里，张天翼“给与了当时文坛的是一个‘新’的印象”。“当广大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底气分在文学上这样找不着表现的时候，而且当那时的社会需要在某一程度上是和这些气分相一致的时候，天翼就带着一付‘新’的面貌出现了。”胡风指出，张天翼“所抛弃的正是当时进步的知识人所厌恶的，他所取来的主题正是他们所看到的所自以为理解的。”胡风把这些原因归结到社会——“现世社会的发展在文化生活里面也提高了知识水准，原来欢迎了他的所谓的知识人底对于生活的看法理解或气分，渐渐地普遍化一般化，能够在他底作品底的进步的要素里得到感应的读者当然一天一天地广泛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像胡风那样坚韧不拔地坚持他的“体验现实主义”(注：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批评家为数确实不多，他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建立了他的重在“体验”的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在于对现实有主动的人生姿态，包含“痛痒相关的感受”的“胸怀”，并且从这一角度上去理解和阐发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他把“主观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作家自身的素质、人格等方面的因素，认定“主观精神”的明确解释是“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注：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册第319、3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有人把胡风的“主观精神”理解为“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对此似乎并不反感甚至认同。实际上，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和鲁迅那里获得的理论支撑，他用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与当时文坛上存在的“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三种倾向展开斗争。在《张天翼论》中，胡风就提出了克服“客观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客观主义”是一种“自然主义”，它是被动地“奴从现实”，而不能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去把握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及其本质意义，从而不能在创作中注入作家独特的理解、艺术个性及热情。胡风把张天翼作为“客观主义”的代表，不免有些苛责，但胡风所关注的焦点似乎并不限于一个作家，而在于剖析一种文学现象。事实上，批评家的立场可能不会比作家高超，他们只有在最后的检视中才能证明自己的论述是否偏颇与武断。但是从胡风、穆木天、许杰、苏雪林的作家论来看，这些批评家的确在用一种切中批评本体的方式来论述作家，这种方式使得他们建立并珍惜批评家独立的地位。正因如此，他们的敏锐和机智，他们的感性的辨识以及充满热情的判断，既能比较全面地观照文坛现状，又能比较客观地透视作家的整体面貌。文学史强调的是价值的显示，文学批评突出的是价值的渗透。因此，在作家论中，批评家的立场和价值如何地渗透到自己论述的对象中和写作的叙事形态里，便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