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6-0006-05 茅盾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他的文学生涯，是从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的。从1920年1月他以“佩韦”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的第一篇论文起，他陆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如《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身份的误认》、《社会背景与创作》、《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社会》、《“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创作的前途》、《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论无产阶级艺术》、《从牯岭到东京》等，都是茅盾的很有代表性、很有影响的文学论文。茅盾的文学思想，虽然比较复杂，特别是早期，但是总的来看，提倡现实主义文学，是茅盾文学思想的一贯主张。早在1921年1月，茅盾在为《小说月报》起草的《改革宣言》中就正式打起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不过，茅盾的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张扬泰纳的文艺社会学 茅盾早期的文学思想，受到泰纳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问题上，影响尤为深刻。 泰纳(1828—1893)是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史学家。泰纳在孔德的实证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主张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文艺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史。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泰纳主张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所谓“种族”，又译为“人种”，包含天生的和遗传的因素。所谓“环境”，包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尤其是地理的因素。所谓“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如时代精神、社会风习等。泰纳认为这三种力量的关系是：“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在《艺术哲学》中，泰纳结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希腊的雕刻，又进一步地阐述了他上述的观点。他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他还说：“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1]泰纳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见解，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阶级关系来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而仅囿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和实证论的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也主要是从人种、环境、时代等方面来解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的。他说，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哪一种人，有哪一种的文学，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头发、眼睛等一样。大凡一个人种，总有他的特质，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他还举例说明，民族的性质和文学也有关系。如条顿人刻苦耐劳，并且有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说到苦痛的结果，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热烈。茅盾又认为，环境在文学上影响也非常利害。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例如法国出现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又如19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厌了城市生活，去描写田园，他们的望乡心，一看便知。这就是反面的例子。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可见环境和文学，关系非常亲切，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茅盾还认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他说，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之与形。各时代的作家之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两汉有两汉的文风，魏晋有魏晋的文风，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茅盾上述的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看法，明显地受到了泰纳理论的某些影响。但不是照搬，而是结合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有自己的理解。 茅盾对泰纳理论的超越，主要表现在文学的功利观上，文学的社会作用上。茅盾早期就反对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念，以及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文学思潮。1920年1月，茅盾在他的第一篇论文《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最早阐发了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同时期，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他又把“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作为构成进化的文学的“三件要素”之一。1921年2月，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的。他说：“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虽则其间很多参差不齐的论调，——即当现代也不能尽免——然而有一句总结是可以说的，就是这一步进一步的变化，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2]1923年12月，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他又明确地指出：“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他并引用巴比塞的话说：“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了。”可见，“为人生”是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