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一个最动人的现象是：多个才俊荟萃于一门。最典型的是曹氏(曹操、曹丕、曹植)、王氏(王羲之、王献之)、苏氏(苏洵、苏轼、苏辙)、米氏(米芾、米友仁)父子等，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和天上之星，而集聚起来更是光芒四射、耀人眼目。时至明末清初，在湖北公安县的长安村又出现英才同门的喜瑞，这就是袁伯修、袁中郎和袁小修三兄弟，他们被称为“公安三袁”。林语堂与公安三袁关系密切，他对他们更是推崇备至、承续甚多，其间有不少重要问题值得认真探讨。 一、灵魂的转世 袁伯修、袁中郎和袁小修分别生于1560、1568和1570年，这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早了300多年。如此世代相隔、相去遥遥，林语堂却能对“三袁”相知、相近和相亲，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在林语堂的文章中提到袁氏三兄弟处大约不少于50次，有时随意评点，有时则大段引录。由此可见，在林语堂心目中袁氏三兄弟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当然，林语堂对“三袁”并不齐重，而是最爱中郎，次为伯修，小修再次之。这里的原因恐怕主要因为文章、性情所致：比较而言，哥哥伯修更趋儒家思想，所以显得老成持重、端素有节；而弟弟小修生活更为放荡无羁，缺乏节度。独袁中郎则较为适中，严谨与放逸较有度，与林语堂的审美观更为接近。 林语堂是何时何地开始接触“公安三袁”的，这恐怕很难确定，因为林语堂未明确说明过，但大致说来可追溯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可能与周作人的影响有关。如在1925年周作人就将中国现代散文与明清小品联系起来(注：周作人：《陶庵梦忆序》，《知堂书话》，[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1928年周作人就明确说：“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注：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书话》，[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18页。)这在当时的文坛无疑是新声，影响颇大。而作为周作人好友的林语堂不能对此一无所知。有案可稽的证明是，1932年林语堂表示说：“近读岂明(即周作人，兆胜注)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注：林语堂：《新旧文学》，《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1932年12月8日林语堂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也有这样的话：“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的作家，自会恨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自乐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注：此文发表于1933年2月《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其实，林语堂说袁中郎喜欢徐文长的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他自己；换言之，正是因为林语堂有此体味与感受，所以他才能以这样的比拟来谈袁中郎。 在创办《论语》、《人间世》刊物时，林语堂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多有谈到“公安三袁”者，像《论文》、《说浪漫》、《狂论》、《说潇洒》等都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说，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宗旨主要还是得助于“公安三袁”的文化与文学思想。这是林语堂与“三袁”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1934年林语堂说，他最爱读的书籍之一是“《袁中郎全集》——向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注：《人间世》第19期，1935年1月5日。)。而在写于1934年8月《四十自叙诗》中，林语堂更明确表明了自己与袁中郎的特殊关系：“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注：《论语》第49期，1934年9月16日。)袁宏道即袁中郎也。从这里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袁中郎的热爱与崇拜之情，也可以看出林语堂所受袁中郎的深刻影响。林语堂得到袁中郎，与袁中郎得到徐文长，其情、其景、其心、其意，何其相似! 后来林语堂赴美写作，并于1937年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此书中，林语堂写了《文化上的享受》一章，而其中有《读书的艺术》一节。关于林语堂的读书观，此文与数年前并无多少改变，在对袁中郎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只是提法上有些变化。如林语堂说：“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在中国语文中，我们称这种精神的融洽为‘灵魂的转世’。例如苏东坡乃是庄周或陶渊明转世，袁中郎乃是苏东坡转世之类。……当袁中郎于某夜偶然抽到一本诗集而发现一位同时代的不出名的作家徐文长时，他会不知不觉地从床上跳起来，叫起他的朋友，两人共读共叫，甚至僮仆都被惊醒。”(注：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越裔汉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第365页，第11页、第161页。)这里林语堂虽未谈到他自己是谁“灵魂的转世”，但联系前面林语堂对袁中郎的崇拜之情，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那就是“公安三袁”(主要是袁中郎)。最为重要的是，用“灵魂的转世”比用“文学上的爱人”能够更好地说明一个作家与另一作家的密切关系，这是林语堂的又一个创造。 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最明显的症候体现在文章修辞、笔调及文体上。林语堂曾大力倡导“语录体”，认为这是文章富有活力的要点之一。何为“语录体”?林语堂解释说：“大约‘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二语可以了之。大体上是文言，却用白话说法，心里头用文言，笔下却比古文自由得多。”“但有一事，做语录体，说话虽要放胆，文字却须经济，不可鲁里鲁稣。”站在这样的前提上，林语堂还说：“袁中郎尺牍极好，且可做语录体模范文。”(注：林语堂：《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披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这是林语堂承认他与袁中郎文体相同近似的证明。如果将二者文章放在一起比较，这一点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