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6-0091-07 林语堂(1895—1976年)是现代中国一位颇具个性的文人与学者，也是争议颇大的一位文化人物。他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尤以《中国人》等著作而闻名。林语堂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便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然而，对于他在美学上的建设，人们往往关注得不够，实际上，林语堂以其深湛的文化素养与人生体验，以及他对于中西文化长短互校后的体会，对于美学问题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建树。他的美学思想以人生观的构建为支点，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滋养，具有浓郁的文化品味，是现代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 1 林语堂的美学观与他的人生哲学一脉相通，体现了中国美学与人生问题相交融的特点。他的人生观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将儒家的入世主义与道家的出世主张结合在一起，并且汲取了西方文化，俯仰自如。 林语堂晚年时，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是最懂生活的。在《中国人》一书的《人生的归宿》一节中他说：“总结了中国的艺术与生活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确是生活艺术的大家。他们孜孜以求于物质生活，热忱决不下于西方，并且更为成熟，或许还更为深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非但从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助人们尽情地享受自己命里注定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具备了一种快乐的心境和固执的幽默。一个不信教的人会对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抱有异教徒般野蛮的热忱，并且集物质与精神两种价值于一身，这在基督徒是难以想象的。”[1](P306)林语堂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自小从他父亲那里就获得很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世俗化特征深有所感，并对这种文化中渗透着的世俗精神叹为观止，认为这是西方文化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文化中以儒道两家为基干，但是这两家从总体来说，非但不是互斥的，反而是互相融补的，它们使中国人对灵与肉、出与入、隐与仕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价值认同，认为人的存在既非遁世，亦非迷世，而是在永恒与瞬间、意义与解构之中保持平衡，所谓中庸之道，殆即指此。这种文化具有天然的抗体，能够排斥人生过程中的离心力，使社会有着一种天然的减压阀系统。对于这种文化的消极方面，林语堂和鲁迅等人早年有过尖锐的批判。但林语堂与鲁迅等人不同，由于个性的孱弱，生活的安逸，他对于生活似乎更为执著，更为沉迷，因而对生活价值的认同，更赞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生活的艺术》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林语堂喜欢享乐的人生观。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对于生活的享受并不意味着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否弃，林语堂从来也不赞同醉生梦死的人生观。他从骨子里来说，还是钦佩苏东坡那种既执著于世俗生活又能超然物外的人物。他在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时说：“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给予我们一种沈厚的庸常意识，不屑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烦恼。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承认生活、忍耐、勤劳、节俭、敦厚与和平主义。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一种异想天开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的奴隶。它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1](P307)这段平淡的话中并无明显的褒贬话语，寄寓着林语堂对于中国人的人生观无可奈何的认同与委顺。一个民族能够亘续几千年而文化传统基本无改，这种情况除了中华民族外绝无他例，这种文化仿佛具有巨大的魔力，使得任何一个当初雄心勃勃试图改革它的人最后为之扼腕浩叹，使得许多当年狠命批判它的青年最后又乖乖地回到它身边。林语堂晚年就自称对中国文化的回归。对于这种无谓的抗争与介入，林语堂以过来之人的口吻曾深发感慨：“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入要强得多。同一个刚刚走出梦境的睡醒者一样，我们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日梦境中的浪漫色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1](P309)他提倡的是一种倘佯于入与出之间，醒与醉之间的人生态度，既不放弃理想，更要攫住今日。然而在这种似乎洞穿生活真谛的自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魏晋人那种深刻的悲剧意识，这就是对于人生如寄的无奈和对于命运无法把握的悲哀，及时行乐只是聊以自慰，填充空虚而已。 正是受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使林语堂与鲁迅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林语堂曾对别人评价过周氏二兄弟，一则太热(指鲁迅)；一则太冷(指周作人)。太热者，殆指太执著世事；太冷者，殆指对社会人生全无心肝，周作人最后当了汉奸决非偶然。很显然，林语堂力图避其两端，取其中庸。林语堂早年与鲁迅等人同属语丝派，曾参加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屡经挫折，对世事看得较为灰暗，于是稍微超脱了一些，对过热的政治意识形态持批评与不满的态度，大倡性灵说与幽默论，为此与鲁迅最后生分。在鲁迅去世后，林语堂曾以嘲弄的态度，对鲁迅进行批评，其中可见两人灵魂深处存在的重大分歧，也可见林语堂的人生观。在这篇题为《悼鲁迅》的文章中，林语堂也坦承：“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2](P324)这是说的实话，鲁迅与林语堂个人之间并无恩怨(至多是一些误解)，但是他们基于人生观不同而产生的重大分歧，却成为他们分道的必然因素。林语堂以揶揄的笔触，评价道：“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2](P324)表面上看，林语堂对于鲁迅好像是在赞颂，实际上皮里阳秋，批评鲁迅尖刻好斗，对鲁迅生前对他的抨击耿耿于怀，难以释怀。这些文字在鲁迅死后刊出，可见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在人生观上与鲁迅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作为一代文化伟人，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是难以说清的，他们早年所相契的，也有一些深层的东西，这些深层的东西到了林语堂晚年时，显露出来，这就是人生悲凉之感，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人》这本书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人》这本书中，林语堂曾以诗意的笔触感叹： 我喜欢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傲。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金黄的树叶、圆润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老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月光铺洒其上，秋天便浮现出沉思而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用绚丽的余晖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初秋时分，凉风瑟瑟，摇落枝叉间片片颤动着的树叶，树叶欢快地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种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还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赞许那种亢奋、敏锐而冷静的神情。这种秋的精神曾经在辛弃疾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