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3)06-0060-07 现代中国文学的群体十分丰富而繁杂。通常被人们关注较多的是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它的组织构成、文学主张、创作实践都有文学史定论。这一群体的形成和发生发展，既有有案可查的正式宣言、简章、会员名单等文件，又有群体成员言说的“松散”聚合形态。这本身不是用现实主义定义可以概括的，也不是周作人、茅盾、叶圣陶等几位作家思想、创作能够代表的。文学群体的生成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机制的产物。文学社团流派以较为开放的文学社群的概念[1]，更能贴近文学的非统一性。自然，重要的是如何自由、松散的聚合了规范化的社团。我们不应该忽略文学群体文化关系的考察路向，整体性观照文学社团流派生成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情境。新文学第一个社团“文研会”12个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反省过往对他评价的“低调”，有文学标准尺度的问题，也有文学社群文化情境认识的缺失，还有受习惯看重一致性(中心)忽视松散性(边缘)倾向的影响。王统照与“文研会”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互动、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互动的关系，更与文学群体多重文化因素组合、多元文学观互补密切相连。由此王统照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的文学史意义也可获得新的认知。 一 “文研会”的成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新文学深入发展使然，是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开始了自觉新文学的建设。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新文学的孕育发展应该有着更多社会文化因素的促成，一是近代文学已有文学变革的先例；一是新文学诞生首先为新文化运动的语境所包孕。而任何的群体意识和行为方式，本身就不是孤立的。由个体走向群体的自觉过程中，也是人自身社会化、集团化形成的过程。文学不过是作为人的精神现象的载体或某一社会形态工具的存在。在此，周作人起草的“文研会”宣言，茅盾阐释的“为人生”主张，叶圣陶、冰心等的创作，都应该视为个体和群体互动的自觉社会行为，确切说也是一种社群活动的文化现象。 王统照在12位发起人中，对于“文研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实际在现文学史描述之外。文学社群的出现本也是包容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生成。文学青年的王统照进入“文研会”的过程，或者“文研会”的真实由来，细细重新梳理就有了历史另一“松散”的现象。五四运动的前两年，王统照怀着对《新青年》的敬慕[2]，与有意逃避当时学校的除名，从山东济南来到京城，进入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先是与两个同乡但不是相同专业的青年合租公寓居住的原因，后他又与居住地附近其它公寓大学学生有密切交往。他们是当时北京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耿济之，德文专修馆的宋介(同乡)，北京交通部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的郑振铎，北京师范学校的范予遂(同乡)，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生“曲秋”(陈毅)等等。而王统照进校不久就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大学学报》的工作，1919年4月正式创办了该学报，成为编辑部的重要编辑成员。同年，5月4日王统照并不十分自觉就走进了北京学生“在各校白布旗帜下”的示威游行队伍。虽然“我随同校众散步般地达到集合地点”。但是“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巨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来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自经有人大声如此宣布之后，与会的青年不但没有一人认，没一人走去，而且立刻各在校旗之下，四人一列，听从前面的指挥 者 ，按序前进”[3]。“文研会”中向这样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成员并不多有。也就在 这 一年11月，王统照又在校外，联合一班热心新社会新思想倡导的青年(其中主要是他 居 住在校外熟悉的一班朋友或大学生们)，创办了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曙光》。其《 宣 言》道：“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的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 样 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 还 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 现 在的社会，想另创一种新社会”[4]。当时，这群意气风发的新青年就是以办刊物、 集 会、结社等方式，表达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期盼。他们追求光明的主要途径，是“ 松 散”的自由聚合。1920年末，北京城寒风冽冽的夜晚，一群青年从各自寓所来到东城 的 万宝盖胡同耿济之住处，为一个即将到“神秘国度”秘密采访的青年饯行。王统照三 十 年之后仍然难忘当年他们不约而同、秘密的与瞿秋白道别的情境，并撰文对这位昔日 文 友、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5]也正是这一班青年后来自发的酝酿、筹划了1921年的 “ 文研会”，他们打出“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一个“著作工会”的旗帜。 这 中间王统照并不是领军人物，应该属于京城新文学初创期活跃的作家之一。王统照19 22 年5月主编《晨光》文学刊物、6月主编“文研会”的北京文学阵地《晨报副刊·文学 旬 刊》等杂志，保持着较强的独立办刊的个性。他一方面以办刊积极从事各种文学活动 ， 广泛联系创作者，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新文学创作实践、大量的外文翻译游弋于群体之 外 自然，“文研会”的受胎期和初创期王统照的积极、独立、游弋并非一人。最初的中坚成员们既是一种新思想志同道合，又是十分随意而松散的集体无意识的新文化追求。首先，12发起人中间两位年龄最大的朱希祖、蒋百里二人，一个是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一个是军事家、社会活动家。“文研会”成立前后他们并非热衷新文学，蒋百里曾与梁启超组织社会文化团体“共学社”，编辑出版《共学社丛书》，很早就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联系。他为“文研会”后来获得《小说月报》的文学阵地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年龄稍长的周作人，时为北京大学教授，及该校“新潮社”的成员和《新青年》社初期的轮流编辑者之一。虽然是“文研会”宣言的起草者，但也是最早并不完全主张文学“为人生”之人。再次，沈雁冰(茅盾)1920年初就参与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发起的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活动，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不多的发起人之一。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还有瞿秋白等，早在五四之前就组织了一个宣传“社会改造”的进步团体，即“北京社会实进会”，并创办了《新社会》杂志，后因政治倾向鲜明被迫停刊。但是，随即由原班人马又编辑了《人道》月刊。不可否认，1921年“文研会”群体的生成与这之前他们自由的社会组织活动，有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它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语境是一体的。所有参与“文研会”组织发起者自觉地追随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追求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6]的伟大目标，要急切传达强烈地破旧立新的政治愿望。“中国自经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忽然大见活动的气象，虽是其中有不纯粹的不完全的，却是不能免的。若能长此以往，使这种革新思想飞速起来，由思想见之于事实，也非难事”。“若是人人心目中都有了一种革新的印象在那里，便不愁不将他的身体健壮起来，将他的社会国家鼓舞起来”[7]。王统照的这一思想在当时青年中具有代表性，也是“文研会”群体分散中志同的内在文化精神所在。“文研会”成立以后强烈的团体组织意识、文学革新意识，乃至有条不紊地推进文学事业，都应该与每一位发起人这种潜在而自觉地建设新文化新文学的热情密切相关。他们依附于文学的载体，也找到了表达这种情感的最有效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