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构精神：文学存在的永恒命题 想象力是一直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灵魂，很难想象，文学如果没有了想象力，还能否成其为文学，文学的意义还能否得到彰显。文学中的想象力不但是考验一个作家虚构“社会、历史、民族、国家”这类宏大主题“纸生命”谱系再造的试卷，更是测量写作者驾驭“家族、个体、性别”这类弱小“群体”被裹挟在消失了的“集体记忆”里生存境遇各个岩面的恢复能力的手段。文学不是历史，它不应承担史书的功能，也早就睽离了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补充史书“与史书参行”的“尺寸短书”时代，文学是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虚构空间、历史，是对历史本真的再“历史化”过程，他属于历史的幻象，是现实生活中的海市蜃楼，是俗世庸俗压迫生活渴求的内心世界世外桃源，如果文学仅仅停留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强调、到20世纪初才有大改观的“实录”上，那么，文学根本就不具备足以吸引我们先民几千多年精神魔力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精神趣味的支撑，是需要长时间营构和培养的。文学之所以被承袭至今，是因为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想象空间，太多的美好记忆，太多的爱恨情愁，《红楼梦》的幽雅趣味可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想象标准，里面渗透着负载五千余年文明传统中国的诗词歌赋、精神情操、独特审美观、优雅视境等，且不论其“虚构空间”里还隐喻着重大的思想内涵、走向。《三国演义》在史传《三国志》基础上被一代文人罗贯中寄予了太多的感情(仁义)虚构，他将诸葛亮塑造成了智慧之神，刘备是仁义之君，关羽是义气之祖，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宁可相信罗贯中笔下的人物，而不去相信史料上的忠实记载，虽然刘备、诸葛亮等奋斗一生未能实现霸业，到头来落得个被魏国吞灭的下场，罗贯中却为“历史”来了个再创造，将此描绘成一个十分壮烈的大悲剧，“虚构历史”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被赋予了太多的遐想。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朝最接近西方世界19世纪梳理出的“自由主义”精神(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精神》，见《自由主义》。)，“想象(渴望)自由”(都以文学介入)让我们的祖先血流成河，尤以元明清三代为最。盛唐时期“诗仙”李白是自由、想象力的化身，其文思玄妙，想象纵横驰骋，穿梭古今，豪放不羁，将文学(诗歌)中的自由精神、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这是何等的气势如虹，想象奇崛。唐朝晚近 有一位创作“隐晦迷离”诗歌的诗人李商隐，其诡谲幽婉的诗歌虽没有李白的想象恣肆 汪洋，却开启了空灵幽冥的“细腻想象空间”。中国古代文论家对于“想象”之于创作 实践有着精辟的“迁想妙得”，“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文之思 也 ，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思理为妙，神与物 游 ”(刘勰《文心雕龙》)，等等，都将“想象”作为观照、审视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个重 要 链条。总之，文学叙事是以想象力和虚构力作为其根本特征的，是建立在精神“彼岸 ” 而又观照现世“此岸”，给人以生生不息、滚滚而来的希翼涌动感。 在西方世界英语文学中，小说则干脆直接呼之为“Fiction”(既有小说的意思，又有虚构的、杜撰的、离奇的意思，两者等同)。而在英文“Imagination”(想象力)涵盖的意思中又有“虚构”的意思，所以说在英语文学中小说、想象力和虚构是完全一致的，小说是靠想象力、虚构来编织完成的。法国当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甚至创造了“想象体”(Imaginaires)这一说法：“语言之想象体，是将词视作独特的元件、富于魔力的单子；将个体语言视作思想之工具或表述方式；将写作视为个体语言之对译；将句子视作合理而自足的计量单位；将语言之完全缺失或否定视作本源、自发且实际的力量。”(注：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在198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这样解释“想象力”：“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黑格尔在他的传世名著《美学》里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力。”马克思说：“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可见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虚构之于文学有多么重要。今日，我们都还能看到西方世界对于文学的虚构特质执著的性格。欧美的老牌主流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法国的《FNAC》都在各自国家的文学畅销书榜上标以“虚构类”、“非虚构类”。而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述追求、叙事走向、审美趣味说明了当代出产的文学作品正越来越背离文学的“虚构”精神。中国八九十年代出现的阅读由虚到实的转变过程，展现的正是中国社会民众审美阅读趣味由启蒙、理想、浪漫转向于实用、消费、功利，用这来解答当下文学的虚构危机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