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6-0097-06 一、知青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 新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是以一批情感型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为标志的,他们是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铁凝等。这些人在上山下乡中奉献了青春,当回首往昔时,目光中常露出悠远而凝重的神色。他们的作品最感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从文本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当然,另有一些作家不是正宗的知青出身,如邓刚,但他们也用自己的色调给新时期的小说涂上了浪漫的一笔。总之,这些作家风格各异,可是其创作都或多或少让人联想起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点。 首先,是回归自然。浪漫主义者看中大自然的常常是它的辽阔、静谧、荒芜、人迹罕至。人从大自然敞开的胸怀里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大自然也因此获得了人格化的特点。当然,人格化的过程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又是非常私人化的。新时期的一些作家就表现了这一特点。如邓刚《迷人的海》,最大限度地简化人际关系,充分突出了人与大海的联系。海是汹涌的海,人是孤寂的人。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远离人世,投进自然的怀抱,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生命舞蹈。海的轰鸣成了他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使他们感到适意和满足。 有意味的孤独本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它使人沉潜到生命深处,激发起神奇的想像,把自身的力量投射到对象中去。这些知青作家正是由此改变了前辈作家通常把大自然当成单纯的背景来写的态度,而在作品里尽情地展示自然的富于人性的一面。换言之,这些作家是把大自然当成自我的象征来写的,写出了精神的高贵,其中写得最出色的要数《北方的河》。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张承志把北方的六条河作为主角,既是写河,又是在写他自己的心灵史——他从额尔齐斯河学会了宽容,从湟水认识了生活的残缺美,从黄河找到了父亲,从永定河懂得了坚忍的意义,从梦中正在解冻的黑龙江,这蕴藏着北方的秘密的大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个成熟的“我”正自信地随着一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向前挺进。难怪王蒙发出这样的感叹:“妈的,河全被这小子写完了。”张承志的成功就全在于他把河当做人来写,从河的品格折射出自我的精神历程。 把自然当做人来写,不仅普通景物成了精神世界的生动象征,而且还出现了通灵性的牛(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感情的马(张承志的《黑骏马》),人格化的狼(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这些动物被赋予了人的品质,人与动物相互依恋,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人的主体力量的扩张和精神世界的趋于丰富。这是新时期人性突破了教条束缚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思潮重新抬头的一个标志。 其次,是追求神秘和神奇。浪漫主义者认为,“除了神秘的事物外,再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伟大的东西了。”[1](P68)法国作家夏尔·诺蒂埃直截了当地说:“我喜爱善于从事神秘创造的巧妙想象,它能给我讲述世界起源的故事和过去时代的迷信,从而让我迷失在废墟和古迹之间。”[1](P65)神秘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蕴涵着可以逗人遐想的品质。浪漫主义者总是把“美”放在“真”之上,在奇幻的想像中追求精神的自在。在新时期作家中,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灵魂》创造了一个魔幻世界:桑杰达普活佛在弥留之际说的一桩往事,正是我写成后从来没给人看过的一篇小说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女子跟一个过路的男人出奔。汉子要去寻找北方的净土香巴拉,她就跟着,别无所求。荒原,雪山,峡谷,低矮的小屋,漫无目标的流浪,宗教……扎西达娃描绘了一幅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生活图画,汉子临死之前听到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的英语广播,严肃地说:“神开始说话了。”这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精神的象征。小说在神秘的氛围中表达了人对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趋向无限的。 不过,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传统的根基不像西方那样深厚,新时期的作家从那个特定时代走来,又几乎都抱定了入世的态度,要在当下的生存境遇中寻求实现精神自由的途径,因此他们没有从神秘走向虚无,而是渴望达到神奇的境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谱写的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一批知青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在北大荒令人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创造了奇迹。这里发生过人性扭曲的悲剧,有眼泪和哭泣,但最终青年们赢得了人的尊严,懂得了爱的意义。一切牺牲,都是为了证明一个青春的梦想——要赶在解冻前跨过沼泽,把荒原改造成良田。青春是美丽的,连同她的缺点。在倒下去的青年背后,是他们的战友,一支从远远的地平线上浩浩荡荡奔涌过来的农垦大军。在这样的境界中,人们能感受到青春的热血在涌动,人的精神在升华。这是一种崇高的浪漫主义。 第三,寻找精神家园。浪漫主义者不谙世务,喜好幻想,比一般人更需要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可以是大自然,是宗教,是关于未来的一个动人的想像,也可以是对于一段已经逝去的时光的深沉回忆,只要能够使心灵有所皈依就行。在西方浪漫派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回到中世纪。这对西方人来说,就是认同宗教,同时也是回到“过去”,它关系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新时期浪漫主义者所能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就是回首往事,借此给过去的岁月注入生动的意义。史铁生写他的“清平湾”,孔捷生写“南方的岸”,实际上就是在回想,而且这些回想都具有“遥远”的特点。因为透过“遥远”的时空回望艰辛的来路,由不得会产生一种忧伤而美丽的感情,使精神生活变得丰富生动。这方面,张承志又具有代表性。他写知青返城后独自践约千里迢迢重回插队的山乡,寻找青春的印迹(《老桥》);写白音宝力格返回乌珠穆沁草原,寻找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由于命运的播弄多年没有音讯的恋人索米娅(《黑骏马》);写“他”重访草原上象征着他的青春的小姑娘奥云娜(《绿夜》),这些都是在回溯已经逝去的感情之流。可是很明显,寻访这些失落了的梦又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为岁月不会为了你而止步,他们所找的或者已不再存在,或者已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般模样。这是一种宿命,就像张承志自己在《北方的河》的题记中说的:“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意识到幼稚和错误,却“无法重新生活”;懂得了珍惜,可是已经永远地失去,这是残酷的。执拗地寻找逝去的梦又是件可怕的事,结果只能是转向宽恕,进而实现自我心灵的净化。这是相当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生活方式,它使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充满了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