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5-0055-05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小说在基本完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后，再一次表现出对“中心”的浓厚兴趣，反腐小说就是在这股“重返中心”热中渐成气候的。因这些小说直接介入受众关心的热门话题和政治事务，当然会吸引受众的目光，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但当我们拨开笼罩这些反腐小说头上的光环后，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不管是思想还是艺术，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粗鄙化倾向。 一、错位的隐喻与表象化生活 现阶段，从题材上看，最有影响的反腐小说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反黑、官场和经济。反黑类小说代表作是张成功的《黑洞》、《黑冰》、《黑雾》等反黑系列小说、刘平的《走私档案》、《廉署档案》、《内部档案》等“海关”系列小说、张平的《十面埋伏》与老那的《生死海关》、张宏森的《大法官》等：经济类的代表作为张平的《抉择》、李肇正《无言的结局》、李治邦的《无处可退》与谈歌的《城市守望》等；官场类小说的代表作是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王跃文的《国画》、方伟的《省长的家门》。虽然它们各自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有所侧重，但三类小说也是异中有同，它们都同样关注愈益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多有重复和交叉。 这些小说虽然出自不同作家之手，但在小说中大都有一个具有深刻隐喻内涵的介质，像《黑洞》中的龙腾集团、刘平的海关三部曲中的万利集团、《十面埋伏》中的古城监狱、《抉择》中的中阳纺织集团和官场类小说中的特定的“官场”。这些介质既是官场的“黑洞”、亲情的“黑洞”，也是欲望的“黑洞”和人性的“黑洞”，更是社会文明的“黑洞”。围绕这些介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非常暧昧的人物——聂明宇、张峰、陆伯龄(《黑洞》)，郭小朋(《黑冰》)，丁吾法、严宏星、谈惠山(海关三部曲)，王国炎、安永红、张文革、宋吉生、龚跃进(《十面埋伏》)郭中姚(《抉择》)，马光明(《无言的结局》)，周阳(《省长的家门》)、朱怀镜(《国画》)等。他们无一例外以介质为背景，或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疯狂敛财，向政治权力渗透，如聂明宇、丁吾法、郭中姚等；或者直接“参政”，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取财富，并利用手中的畸形财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扫平障碍，如朱怀镜等；或寻找政治代理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欲望寻求世俗的庇护伞，如王国炎等。财富与权力、“黑道”与“白道”盘根交错的扭结状态使人性的阴暗和无限膨胀的欲望借着改革的名义取得合法化外衣。这种虚假的合法化成为聂明宇、郭小朋、丁吾法们危害社会的通行证。在聂明宇等人物身上，小说基本上表现出了“黑洞”的隐喻内涵。龙腾集团等介质与上上下下错综复杂的联系，使“黑洞”的几重隐喻关系相互渗透和交叉，形成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知识分子出身的海关缉私处长贺清明和老共产党员、常务副市长聂大海(《黑洞》)、海关关长严宏星、高干谈惠山(海关系列小说)、“我”(《生死海关》)、省人大主任仇一干、监狱总局局长高元龙、地委副书记贺正雄、政法委书记宋吉生(《十面埋伏》)等便是被这个“黑洞”无情地吞噬，并最终沦为阶下囚的。 应该承认，反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把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通过介质和典型性的人物表现了出来。反腐小说所着力反映的社会现实也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新旧体制的纠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远远地超出了新旧体制这个矛盾范畴，矛盾的多重性与多样性为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聂明宇、王国炎、丁吾法等人的出现，说明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能够揭示这种腐败的社会现实，比起那些游离于现实，嗜好“躯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的作家，的确体现了这批关注社会政治小说家的艺术勇气，理所当然值得称道。问题是，小说家以什么样的心态或者立场来面对“黑洞”。洞穿“黑洞”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审视“黑洞”、打碎“黑洞”，让黑暗势力在社会上无处存身。遗憾的是《黑洞》在裸露“黑洞”的同时，并没有撕碎“黑洞”。相反，他们在“黑洞”面前表现出可怕的暧昧态度。 不可否认，这批小说所塑造的众多反面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的，如果抛开特定的社会语境，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也算成功，这些人物身上确实也映射出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因此他们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史料意义。但这种成功却是以丧失批判为代价的。批判的缺席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小说家对这些所谓的反面人物在深层次透露出一定的把玩甚至欣赏的意向。《黑冰》中的郭小朋、《黑洞》中的聂明宇、《内部档案》等三部小说中的丁吾法等人物都精明强干，并且极具人情味，像郭小朋对母亲的之间的母子情深、聂明宇与妹妹之间的兄妹之情、与刘振汉之间的兄弟感情、丁吾法与女人之间的情感。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赋予这些人物以一定的正面人性因素。问题是，小说家在一定意义上把这种人性内涵作为他们“精明强干”的补充和说明，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定的错觉，那就是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呼风唤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量主宰这个社会，他们是当代社会的弄潮儿。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些反腐小说中，正义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只是邪恶力量的映衬。这些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反腐英雄大都具有概念化、脸谱化痕迹。总体上看，他们在小说中是少数派，而且幼稚、不成熟，在邪恶势力面前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比如刘振汉(《黑洞》)、罗维民(《十面埋伏》)、崔才焕(《最后一个工厂》)、唐浩(《无言的结局》)等这些“时代英雄”的性格基本上可以用悲壮来界定。由于作家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腐败上，并试图通过鲜活的腐败形象来裸露这种腐败，于是便无暇顾及英雄形象的塑造，所以小说中的反腐英雄就无法丰满、真实地矗立在读者面前。反腐英雄们在小说中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腐败势力，也就是说，在腐败势力需要与反腐英雄交锋时，他们才很被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形象的不完整性、零散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在小说中势单力薄，凭着一己的热情来对抗社会的黑暗，他们是孤独的勇士在无底的“黑洞”中形单影只，作着无谓的抗争。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成功了，但也主要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不是在反腐的正常语境中水到渠成地走向胜利。从他们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出社会前进的曙光，但这种光明因为缺少反腐语境的滋润和保养而过于微弱和遥远，显得虚假而失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严重的误读。他们把少数的腐败力量过分渲染，有意无意中把正义与邪恶势力在社会中的位置颠倒了过来。虽然社会政治小说结局大都是以腐败势力的终结告终，但正义在邪恶面前苍白无力的尴尬局面彻底暴露了小说家价值立场的游离。很大程度上，小说中正义的胜利只是小说家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为小说安排的光明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