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3)5-0066-06 李敖，历史学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跟随其父赴台。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退学接着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他挑起了“中西文化论战”。1970年被捕入狱，1982年再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他自认为其是五百年来白话文学第一人。李敖的著作丰富，包括《传统下的独白》、《国民党研究》、《求是今说》、《白色恐怖述奇》、《李敖秘藏日记》等等，从三皇五帝到民国台湾，古今中外皆囊括在他的话语范围。不过集中起来无非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传统的批判。主要是他在1961年时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时的文章，集中表达了对历史传统的抨击；其次是对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批判，另外还有些书信和小说。本文主要是对李敖的杂文做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李敖的杂文以批判而闻名，他对历史和现实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文字幽默风趣犀利。李敖交战的政敌和论敌都十分畏惧李敖的文字，这就助长了李敖的霸气。使其自认为是五百年来白话写作的第一人，又自诩以及被一些人奉为当代文坛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虽然李敖的知识面丰富，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但实际他并没有深厚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作为根基，他对历史传统和当今社会的批判也缺少深度和力度，由于批判深度和力度的缺乏，犀利的语言也变得苍白，变成了油腔滑调的自我炫耀，古代哲人有句名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最高的目标。”[1]由于不能自我认识，李敖的作品最终只能停留在“讽刺作品”的水准，而不能上升到巴赫金所说的诙谐文化的范畴，上升到对人类社会生状态和自我个体的生命流程的整体观照上。 一 李敖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批判意识比谁都强，除了自己他几乎是见什么批什么，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台湾，从传统的儒、道、释到当今的卖淫嫖娼，从国家到个人无所不谈。童子功、皮尔逊、张天师、日本鬼子、基督教都纳入到他的批判范畴，其批判之泛滥真可谓包罗万象，广泛的批判确实显示了其异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批判的泛滥其实显示了李敖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石。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的主体意识是非常强的，他总是将自己纳入批判的过程中，在批判中凸显自己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或者直接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到对象身上。对他喜欢的他绝不隐蔽，对他不喜欢的他也绝不放过，他将自己置于写作贵族地位，著名作家莫言曾经说过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李敖也明显具有这样的气度，所以他的写作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有思想的批判不是和对手面对面的交战，而是保持理性的距离，这样才能更加认识对手，而李敖似乎一定挨近对手，他总是和对手贴面而战，他甚至还不知道认识对手的深浅就开始高声叫骂，毫无理性可言。李敖自己也说：“作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2](《十三年和十三月》)，看来他也只满足于小战士一样的近距离战斗，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当然，虽然李敖的批判对象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几处集中点，一就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以及对当下的台湾本土文化以及知识分子进行批判。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战”这个老话题是李敖成名的开始。“中西文明”的话题早在五四已经争论了无数次，胡适、鲁迅、陈独秀都在论战中成为新的历史人物，新文学在那次论战中早已胜利，再次挑起“中西文化”似乎十分无聊，但李敖所处的台湾在六十年代正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因此再次挑起中西文化论证确实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李敖也在这次论战中大出风头，他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历史踩在脚下，许多尖锐独到的观点令对手望而生畏。台大历史系出身的李敖并不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他不仅熟悉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和文化成规，对于现代的台湾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化传统的批判著作里总是渗透着大量的历史知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识型的杂文家，李敖自己也不无得意地声称他是真正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很显然李敖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既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历史学家。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没有养成他对古国文明的厚爱，相反倒成了他反叛传统的武器，传统在他眼里一无是处，专制制度、社会风俗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 在专制的荫护下生存的文化传统确实养成了种种积习，到了晚清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形象”已经颇让人失望。或许历史自身是其自身的否定，对传统的熟悉没有让李敖对民族传统产生好感，反而造成了李敖对民族传统的抛弃，“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3]因此李敖执意要抛弃虚伪的传统，要以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传统抗衡。 除了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批判传统和当局，批判知识分子也是李敖的重点，当然李敖的目的不是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尽管在他的视野之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本真角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实际上是集中了社会的各种文化符号，知识分子既联系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的意识形态常常既是由知识分子建立又由知识分子传达，知识分子也联系着民间，民间的各种思想活动通常又由知识分子传播；知识分子是传统得以传承、建构的重要力量，也是新的文化引进、创造的主要阶层。所以在近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李敖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非常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大部分虚伪的知识分子，李敖的批判是异常激烈，但其中也不乏深入对象内心的独到认识，最精彩莫过于他对陈布雷之死的文化分析。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又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意识已经深入其内心世界，他在国民党崩溃前夕死于自杀。李敖以《陈布雷自杀写真》为题目探求陈布雷之死，将陈布雷的身世、国民党、蒋介石、新闻机构、家庭成员和私人信笺融入到一起，以一种奇怪的文体揭示了陈布雷一生的命运悲剧，而这种迂回曲折的揭示实际上恰如福柯所做的从历史的断裂处寻找真正的历史，历史的真实往往也就显现于这些断裂的事件中。陈布雷之死既是一个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含着国家、民族、党派和历史传统、家庭以及个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说：“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4]历史的裂缝在此刻显现出其强大的力量，《陈布雷自杀》、《“中华民国”亡国考》、《“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等许多文章都这样巧妙又一针见血地击中对象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