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5-0103-05 一 老庄道家维护人的自然性情，反人性异化是其重要主题之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在文明社会中自出生之日始，往往就会受名利左右，在追求外物时迷失自然本性，这是极为可悲的，“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 不死，奚益!”外在功名富贵在老庄看来是一种为害不已的“人为”，它对人性造成了无 可挽回的伤害。因此，他主张返回自然，“渺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鳌乎大哉，独成 其天”。庄子理想中的“得道之人”都是顺应“自然”的“至人”、“神人”、“圣人 ”。《大宗师》一篇中有一大段文字，专门描述“真人”的神乎其神的“自然性”。 如果说《庄子》内篇中多有对“理想”中的“自然人性”的描述的话，那么，在《庄子》外篇、杂篇中则主要说明了“性命之情”的道理，它认为人只要能够顺从自然本性，就是得道之人。这样，道家就为自然人性的达成设置了一条颇富“实践品格”的道路。《庄子·盗跖》中有一段盗跖质疑孔子的言说，批评了正统儒家的“人性扭曲”现象及其观念的荒谬，至今读来仍能予人启迪。 老庄道家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途径是“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庄道家持天人彼此融合论，而非天人相分、天人相胜论，从而构成了与西方哲学、思想迥异其趣的天人观念，而后者正是近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之所产生的思想根源。 老庄道家视域中的“自然”，所表达的是不计外道，化性自为的意义，它既是对天地万物本然状态、通常状态与理想状态的一种肯定，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对真生命的守护[1]。这种自然观就决定了老庄道家所理解、推崇的人是体认到了人天不相胜的人，而不是以自然为宰割对象的人，人是自然之中的人而不是自然的主人；他们也反对人为物役，反对人充当自然的奴隶。 自“五四”时期开始，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就热烈地呼唤未被文明扭曲的原始人性，张扬自然的生命力，原始的强力兽性(蛮性)。如鲁迅就一再指斥中国人的被驯化问题，认为这是人性的“萎缩”与“奴化”的结果。陈独秀呼吁要将培育、恢复“兽性主义”作为中国教育的根本方针，他之所谓“兽性之特长”就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性，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2]，等等。毛泽东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也主要是着眼于现代人丧失了“自然本性”的现实而发言的。用原始“兽性”来改造被扭曲了的“文”化，这是“五四”时期思想先驱者的共同心声。 中国现代文学富含反人性异化的文学精神，如艾芜的《南行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芦焚的《里门拾记》等作品就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供奉乡野文明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多以欣赏、崇敬之心“瞻望”“流连”这种精神乌托邦。 艾芜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带有自然赋予他们的原始的强悍和顽强的生命力。《山峡中》那群生活在苍茫雄阔的山野自然中的人群，没有过多的道德负载，他们凭藉着原始野性的本能生存着。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讴歌了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边城》充满了田园牧歌情调。《虎雏再遇记》写道：“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湘西边城世界中的雄强与健全的人格，与城市中缺乏生命活力的“阉寺性人格”适成对照。《渔》显示了人类生命的内在力量，在情感向度上明显偏向于自然朴拙、原始野蛮的人生。比起“虚假有余而勇敢不足”的现代文明病来，它代表了一种未被异化的自然生命精神。《柏子》表现了男女主人公放荡不羁的性行为中所蕴含的热烈真诚的情感；《雨后》再现了一种热烈燃烧的爱欲之中所爆发的生命活力；《龙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写了边地世界中真挚、大胆、奔放、狂热的情欲故事，显示了未被文明异化的世界的可爱，令人不无遗憾地感叹：自然、原始的人性如今已成边地的“遗物”了。沈从文以此反抗文明世界的“异化”，湘西边城世界因其“异”于已视“异化”为“常”的城市文明的特殊景观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 如果说沈从文主要是以静态的方式，从正面讴歌了他理想中的桃源梦境的话，那么，芦焚则动态地描写了自然、原始的乡民对于“文明”侵略的反抗与仇恨。如《牧歌》所表现的就绝非湘西边城式的化外之地，而是一片正在遭受着现代文明侵蚀的土地。作家讴歌的原始生命的强力在这种动态的对抗中凸现出来。一群生活在青山白云间的猎民，啸聚山村，与勾结外国入侵者的部落首领作斗争。作品写出了原始生命强力对于“现代文明”的抗争，从其立意来看，他对异化的反抗与对自然生命的歌颂是与沈从文相似的。 二 老庄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素有“反文化”、“反理性主义”、“反理智主义”的称谓，其中多为贬义，但也有学者从进步、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反动”思想。如毛志成给“反文化”下的定义就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切入人类的既成文化和现实文化，以揭示、指控、匡正人类‘负历史’的存在及其逆人类意志和利益的演进趋势，以披露人类文化‘负价值’、‘负增殖’、‘负积累’及其施布于人类的灾难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它的特殊品位在于：它往往出现于或辉煌于历史的革命期、进步期，文化的前进期、繁荣期，它恰恰在这种理应享有颂歌或正在享有颂歌的时代持‘反取向’，侧重于唱悲歌，说反话。”这样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就是最具反文化品格的“文化斗士”[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