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6-0030-04 80多年前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它不仅为古老中国带来了朝气勃勃的青春文化精神，更为重客观、重再现、重写实的“五四”新文坛增添了一种重主观、重表现、重抒情的新的美学和艺术精神。小说，这种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以再现和写实见长的文学体裁，在创造社作家的手里却成了一种更重主观抒情的叙事文体。然而，80年来学术界对创造社诗歌美学极为关注，却相对忽视了对创造社小说美学思想的理论探讨。 一、为艺术而小说 (一)对“五四”新文学非艺术化倾向的纠正 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史实，创造社一出现是本着对于“五四”新文学阵营“清算的态度”的。尽管这批作家的主导倾向与“五四”新文学先驱所开创的时代精神并不相悖，但他们跃马文坛之初却主要不是和封建复古派作对，而是“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创造社作家敌我不分，而是在他们看来“已经攻倒了的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先驱“陈、胡、钱、刘、周，主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而创造社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向新文学的建设”。[1](P24)他们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首要贡献，正是在于补充了“文学革命”先驱由于强调新文学的白话形式和变革社会的功利作用而对文学艺术特性的忽略。 “五四”新文学的先驱是以新的“文以载道”取代了旧的“文以载道”。尽管所“载”之“道”不同了(以新思想、新道德置换了旧思想、旧道德)，但文学作为从属的工具地位却没有变。他们贡献给中国文学的主要是以白话文学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和倡导中国文学“人”的觉醒。虽然他们激烈地抨击过旧文学的非艺术杂质和反艺术倾向，但是，从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提高新文学独立的艺术品格却是他们想要做却未能完成的事业。 继“人”的觉醒之后，现代中国文学的“艺术”的觉醒，首先是由创造社作家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现出来的。他们高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主要是作为纠正文坛偏向的一种策略提出的。他们希望新文学首先是文学，现代中国的小说首先是小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先驱首先思考的是小说开启民智的社会价值，那么创造社作家首先思考的是小说打动人心灵的艺术价值；如果说“文学革命”先驱更多地说明旧小说所“载”之“道”对人性的压抑，那么创造社作家更想挣脱“道”对小说本体的束缚。 (二)反对功利主义的“目的小说” 创造社作家对小说艺术特性的强调，源自于他们要求艺术独立的文学观念。 创造社一成立，便高举“艺术独立”的“大纛”，要求还文学给文学本身。他们认为文学既是“人”学，更是“文”学。他们要求中国的新文学既要向创作主体回归，也要向文学的本体回归。既要求新文学创作者张扬“自我”，又要求新文学作品体现艺术的“全”与“美”。在创造社作家看来，“五四”新文学的致命弱点，就是理论上对文学特性的忽略和创作中过分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小说领域的表现就是“目的小说”。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人对小说所抱的观念有两种。第一，是对小说的轻视，以为‘小说是小道，君子之所不为’的。第二，是在要求小说的实用，‘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可以补大人先生们的思想之所不及的。”[2](P1-2)郁达夫等人既强调小说的地位，又强调小说的非实用性，尤其反对“目的小说”。他们认为“目的小说的艺术，总脱不了削足就履之弊；百分之九十九，都系没有艺术的价值的。”[2](P16) 对于功利主义的文学倾向及“目的小说”观念，创造社作家以并不完善的理论和过分偏激的情绪予以反拨，这也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表面来看，纷争只是“为人生”与“为艺术”两种口号的对立，而实际是新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反功利主义倾向的对立。文学研究会作家主张文学要达到指导人生、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创造社作家则主张“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3]他们认为，文学艺术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它的目的就在于艺术自身。他们的理由是“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4](P200)在他们看来，艺术的创造和自然的创造一样，首先不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而是来自人所固有的自然本性。而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功利占有欲望是对立的。 其实，从创造社作家对“为艺术”主张的全面阐述和小说创作实际来看，他们并不排斥小说的客观功利效果。他们所攻击的是狭隘、短视的功利目的。他们所担心的不是小说“为人生”这一功利目的本身，而是担心对这种功利目的过分强调，有使文学及小说丧失审美独立性的危险，有减弱作家艺术创造力而导致“粗制滥造”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社作家对“目的小说”的否定，不只是对小说“无目的”的强调，还应理解为是对小说“有目的”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