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是个军旅作家，农村和军队是他创作的天地。曾经两获鲁迅文学奖、两获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还有其他的很多奖。他的小说，常常把人性的黑暗写到绝处，令人颤栗、疼痛。他的小说，又常常把文学想象力和极强的社会针对性融合在一起，敏锐而有冲击力。2003年《收获》第6期扩大版，刊发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它仿佛是一个寓言，有着形而上的深刻指向，但具体的局部又有非常强的社会针对，超越了表象的真实。小说讲述耙耧山脉深处一个聚集了许多残疾人的村庄，自由闲散、平安富足的生活，因为一个红四军的女战士茅枝婆领导他们“入社”而被打破，三十年来一直承受各种苦难，自然灾害的时候被“圆全人”抢光了粮食，又深受红罪、黑罪，一直渴望“退社”。而县长柳鹰雀把自己的画像挂在马恩列斯的画像中间，在他的能力他的政绩背后，升官成为他的“事业”，他想出了购买列宁遗体建立纪念堂，把这个贫困县建设成旅游胜地，他组织残疾人外出演出绝术……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生活表层之下的坚冰，人性的黑暗，其中的诸多场景令人颤栗，对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反映敏锐，对混乱无序的历史进行深刻拷问。同时，又极具黑色幽默的色彩。在小说结构上也别有奇妙。正在进行时态的故事和情节，铺排过程中，对涉及到的历史、名词、方言又作解释，经常伸出一些别的枝蔓成为非常重要的章节，他称为“絮言”，同样推动小说前行。 钟红明：你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变化，最初的生存写实，后来的充满想象和寓言、荒诞色彩，这应该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就从你的三部长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来说，你自己是否有清醒的想法在内? 阎连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我认为才有发展。 钟红明：所以你在题记里说：“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现实主义首先谈到真实问题，通过写作，我觉得真实完全不在于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只要心感到真实，一切都是真实的。 钟红明：是啊，这是更深刻的真实。表象上描摹的写实和真正的真实有差异。很多方式可以做到描摹上的真实，那不是文学的目的。即使我们看一个好的电视的纪实片，那也不是表象上的真实可以完成的，贯穿着拍摄者的观念。文学上的真实，你对它的定义显然不同。 阎连科：我们现在整个文坛弥漫着一种虚假的真实主义，概念的现实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包括小说、文学、影视作品，常常是庸俗现实主义的表现。我非常希望冲破这样一种庸俗现实主义，获得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比如来自内心的真实，远远超出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是我想在长篇《受活》中试一下，表达一下。题记和小说中，你可以觉得那不是真实，可我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点虚假。细节、言行整个故事框架，完全不是荒诞的。 钟红明：大的方面说《受活》好像是一个寓言，虚构的，但每一个具体的构成，有对社会现实尖锐的批判和针对性。在小说中你写到的耙耧山脉的“受活”村，显然是虚构的，但是否有现实来源然后经过变形呢? 阎连科：这完全是虚构的，《坚硬如水》写到的地方，就在我家门口，有那么一点地理位置上的依据。《受活》完全没有任何依据。没有背景可谈，里面重要的情节，完全来自虚构，空穴来风的真实吧。 钟红明：这个小说和以往小说更大的差异在何处? 阎连科：《日光流年》里那个村子，真正是有点偏僻的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子。《受活》更鲜明的是一种社会意义，和现实的勾连得更紧。 钟红明：你愿意人们把你认为是专写苦难和疼痛的作家吗?许多人这样归纳。 阎连科：仅仅用苦难来说，太简单化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远不能用苦难来概括，《受活》更不能这样来归纳。当然和苦难有关系。有的人喜欢给作家定位，用“苦难”一说，他们觉得好定位。但让我自己给自己作品定位，我肯定是完不成的，但定位在苦难，我不赞同。《受活》表面上写了一点苦难，但本质上和苦难毫无关系。 钟红明：可能是因为写到了人性的冷，就写到了极冷，这样的归纳和你的描述的极端可能有关系。 阎连科：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你会觉得，不这样写，不足以表达内心里的东西。比如你对社会某些东西的憎恨，你对社会的恐惧，不这样写，无法表达。沈从文可以写《边城》，交给我阎连科，我写不出来。我没有处在那个环境，我不会那样看待社会。我对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恐惧感。尽管目前大家都说我极致啊极端啊偏激啊，其实，和我理想的有段距离，并没有把我心里想法表达出来。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 钟红明：有人说你是写人性的作家，这个词太大了。 阎连科：是人性还是苦难是我写作的发动机，说不清。就像我听到武汉那个故事，后来他们也没有去写电视剧，但我却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故事可以写了。五年后就成为一个长篇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