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3-0133-04 一般而言，迁徙的族裔都必须面对双重文化的难题，因为其母体文化基因的潜在作用 使他们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 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形成文化间的疏离、审 视和认同的过程。海外华人作家身处两个甚至多个世界之间的特殊境遇，以及与异质文 化的冲突也通过他们的笔尖流淌在字里行间。而其中的华裔女性较之男性，又多了一层 传统和观念的枷锁。她们出生在男权世界之中，生活在种族和性别的社会构成之中，她 们所特有的双重边缘身份使她们的写作始终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华裔女性以文学形式 宣泄自己的情感、讲述生存的经历、搜寻家园的记忆、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以 书写反抗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男权观念，而且以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性别属性构成了文 本的丰富性和鲜明特征。 人的身份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它一般是由人的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 死亡地、语言、最长的居住地、职业、阶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作为特征辨识的 身材、年龄等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项，因为特征并不等于身份，只是身份的外在 形式。若是某人随着出生地的改变、居住区的改变、尤其是频繁的流动，如在一国出生 ，而在另一国长大，而后又在第三国定居，其身份的辨认就会复杂起来。若是父母属于 不同民族的人，其混血后裔的身份也往往难以确定。当一个女性出生于男性主宰的世界 中，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异文化环境中，当这种性别由社会既成的观念和种族偏见不断地 “性别他者化”时，身份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这种复杂的身份在华裔女性作家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对华裔文学有极大贡献的欧亚裔 伊顿姐妹，其父亲是英国人而母亲是中国人，尽管她们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但均选择 了亚裔文化身份并以文本形式维护这一族裔的生命尊严。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的母亲是比 利时人，但其本人在中国生活了较长时间，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其身上的西方 文化因素也使她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华裔女作家思迈迈(Mai-mai Sze)出生于中国 ，父母均是中国人。但她后来去了英国，由爱尔兰保姆带大。而后在美国上了私立高中 和大学。取得学位后，又在法国学习绘画，最后定居在美国纽约。不断流动着的生活使 她的经历十分丰富，同时也显示出其身份的复杂。其生活经历中的多重文化痕迹使得她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另一位华人女作家张粲芳(Diana Chang) 的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欧亚裔美国人。张粲芳出生在纽约，幼年时随家人到上海， 在上海租界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毕业后回到美国上高中和大学。这种经历为她的小说 做了很好的铺垫。她的小说人物多是欧亚裔，在复杂、艰辛的处境中有着不同的遭遇和 反应。 华裔女性作家的这种双族性，多地域经历使她们成为了双文化或多重文化人。移民者 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认同所决定的。由自己主观愿望驱 使走向异邦的移民，在经历基本生存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一般都力图融入所在国的主 流社会中。从欧美的情况来看，华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磨难之后，开始在异域较为集中地 居住和谋生，逐渐形成以唐人街为文化标识的华人区。实际上，海外华人是将这种特殊 的集居地作为了文化缓冲地段。他们作为少数族裔，一方面在自己相对熟悉的文化环境 中，在同乡、同族的协助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找到某种文化归宿地和心灵的 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可以用自身的文化特点面对异质文化，既以此吸引异族，维系自己 的生存并有所发展，同时也在异域保持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中间地带和文化边界。其 缓冲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大多竭力离开唐人街，成为白领阶 层以此融入到欧美的主流社会中，然而不论他们的语言与举止与主流社会有多么接近， 他们的眼睛和肤色决定了他们在这一社会必然处于的边缘地位。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认同和实际所处的边缘地位，遂成为海外华人身份的一个特征。 所以，身份认同的确定不仅是生理和地域因素，而且还有外在的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新移民一般在新的国家都会产生某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但是对华人的后裔而言，他们的 家庭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他们的感觉与新移民显然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白人世 界中依然有一种“总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感觉”[1]。而这些华人的后裔回到中 国也有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因为中国人对他们的反映也是不同的。正如著名华人女作家 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女主人公之一的龚琳达告诉女 儿的那样，“到了中国，你根本不用张嘴，他们就知道你是外面来的。”[2](253页)这 样一种在两个世界中的距离感和双重的认同危机，往往使他们产生极大的困惑，这种游 离不定的无根意识导致了一种身份不确定的复杂心理。这一点实际上成为了许多华人女 作家写作的中心。 这样一种身份特征和外部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诉求。他们既需要保持自 身文化传统的一面，更需要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本土文化中的智慧，利用 异质文化的有利因素，在主流社会中面对冲突，化解矛盾，平衡利弊，以形成生存经验 和能力。这种经验和能力的生长以及与异质文化的持续碰撞，往往能够使他们不断地在 文本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外射力和文化向心力。我们在华裔作家文本中可以看出，家园和 异域的双重本土化和文化意识是海外华人身份中最具鲜明特征的内含。对于这种独特的 领悟和宣泄，文学无疑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分子移民的增加，这种双重文化 意识所形成的历史感在他们的文本中也更为突出。正如美国华人女作家李黎所指出的： “20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外华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这在 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没有大规模战乱的一个时期，却也是国家断然分裂的时期。中国人到 了海外势必深刻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的不便、困扰与痛苦，‘认同’的危 机不仅在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中，甚至产生在面对自己祖国的彷徨中!个人的失 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 更深重的历史负荷。因此，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便有其先天上的历史感——是这样特 殊的历史与时代成长了这些写作，而这些写作便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残缺的历史感与 时代感放进他们的作品中去。”(注：《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转引自饶芃子 等《本土以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