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发生的起点，无疑要从胡适及他的《尝试集》算起。作 为新诗的“老祖宗”，是胡适垄断了新诗的发明权，《尝试集》则是第一块开山的界碑 ，象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记录了诗体大解放的历程。这一点毋庸置疑，几乎是最基本 的文学史常识。然而，在这种判断之外，另一种说法也屡见不鲜，并隐隐构成了对胡适 及《尝试集》的挑战。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就曾以不 容置疑的口吻说：“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这一点“我想谁也该承认的 ”(注：《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同年，闻一多在他著 名的《女神》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注 ：《<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2日。)。其后钱杏邨、穆 木天、焦孚尹、周扬等人，都先后重申过这一观点。由此，在《尝试集》和《女神》之 间，一种微妙的纷争就展开了，这意味着，在回溯新诗的历史起点时，后人至少拥有了 两种说法，它们在文学史上同时并存，此抑彼扬，形成一种潜在的论辩，甚至一直延续 到了当代。 勿庸赘言，政治风云的变动、时代语境的转换，胡适、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 直接制约后人的态度和文学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两 部诗集地位的升沉，还是连缀着对新诗历史的整体评价。其实，除《尝试集》和《女神 》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毁灭》等作品，都曾被当 作过新诗成立的标志(注：参见胡适《谈新诗》，俞平伯《读<毁灭>》，北社《新诗年 选·一九一九诗坛略记》等文。)，而与不同的起点设定相关的，是对新诗合法性的不 同构想。当晚出的《女神》被设定为真正的起点，某种价值上的优劣对于时间次序的优 先权也建立起来(注：在相关论争中，有论者表现出对时间逻辑的扬弃：“仅从出版时 间先后一点进行比较，是既不能比出诗的新和旧，更不能比出诗的历史地位的。”(见 吴奔星《<女神>与<尝试集>的比较观》，《郭沫若研究论集》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4年))，换而言之，新诗不仅是一个历史形态，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话的 工具变革，它还包含着特定的美学诉求和历史内涵，在《女神》、《尝试集》的历史位 置升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种文学史建构机制，是对“新诗是如何成立”的这一问题的 解答。因而，梳理这一“起点神话”的建构过程，便成了一项饶有意味的工作。 一 从时间上看，《尝试集》问世于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则在1921年8月，其间 虽然相隔一年有余，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注：据郭沫若《五十年简谱》 、《我的作诗的经过》等文记载，他开始口语新诗写作是在1916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 ，那么胡适作为新诗第一人的地位势必受到挑战，后来很多论者也依据这一点，认定“ 郭沫若是我国最早试作新诗的诗人之一”。对此，也有论者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可参见 海英《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3辑，1963年；武继平 《郭沫若留日十年》，第170—174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并在读者的视野里 ，激起同样巨大的反响，共同成为早期新诗“形象”的来源。然而，在诸多共性之外， 《尝试集》和《女神》对新诗“形象”的呈现，也迥然不同，而新诗发生期的某种内在 张力，恰恰表现于其中。 作为“新诗”的第一个样本，胡适的《尝试集》通过对序言、编次等环节的设计，呈 现了白话新诗从古典格律诗体中如何一步步脱茧、解放的过程，工具层面的新/旧、白 话/文言的冲突，也成为辨识胡适及早期新诗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义的变革之 外，《尝试集》的另一个争议之处，还在于对某种既定的“诗”标准的反叛。从早年提 出的“作诗如做文”的方案，到后来对所谓“诗的经验主义”的解说，打破诗文界限的 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 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 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 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 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注：30年代，梁实秋的断言最为著名；早期新诗注重的是“ 白话”，不是“诗”(《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这种说 法，后人多有延续，参见龙泉明《“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与历史局限》， 《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非诗化”取向，不仅有违一般 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与当时正在广泛传播的现代纯文学观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 关《尝试集》的众多非议，也大半由此产生。一方面，由于“诗体的大解放”而备受尊 崇；另一方面，又由于废黜了“诗美”而备受指摘，《尝试集》的文学史形象，可以说 颇为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