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5-0050-07 一 学术界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一致公认，鲁迅的《野草》是中国现代散 文诗开先河的作品。《野草》1927年7月由北平北新书局出版，收入散文诗23篇。但从 时间上来看，《野草》显然不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散文诗集。1925年6月，上海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收入散文诗44篇，它比《野草》的出版整整早了 两年多，这也是一本典型的散文诗集，而且它的影响也不小。文学史家没有把《空山灵 雨》作为现代散文诗的开风气之作(至少是开山之作之一)，应该说是不客观、不准确的 。其后出版的另一本典型的散文诗集是何其芳的《画梦录》，1936年7月由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收入散文诗16篇。尽管这个小册子仅4万余字，但它出版后对散文诗理 论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它于1937年与曹禺的剧作《日出》、师陀的短篇 小说集《谷》同时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奖。“五四”以来及至40年代，虽然也连续 出现过一些现代散文诗作品，但从典型性和实际影响来看，都不如上述三部作品。 我之所以选择《野草》、《空山灵雨》和《画梦录》这三部作品作为现代散文诗创作 的代表进行对比，主要还考虑到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和三种不同的审美 表现方式。 《野草》属第一种类型，它是一种由外部聚集种种痛苦的感受，不断向内心深处集中 压缩，最终以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方式(自我磨难、自我剖析 + 世相透视、社会批判)来 抒发情感。我理解，《野草》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乎要怎样地启发别人，也不一定非要 别人理解作者自己不可，它主要是一种作者的自我折磨，自我剖析，一种对痛苦的自我 承受，自我消化。因此，作者的性情和人格魅力实际上是这部作品的根本底蕴。但这种 自我折磨的外在因素，即时代社会的意义，确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就是高长虹所说的“ 入于心”而“面于外”。长期以来，人们喜欢用“难以直说”来概括《野草》的思想和 艺术特征，其实，并非爱情风波、思想苦闷等“落实”之事难以直说，而是很多情绪感 受本身就难以直说、无法落实。人们认为《野草》在本质上是诗的，更多的就是看重鲁 迅在这部作品中所表露的情绪和感受是异常浓郁、丰富和复杂的。 《空山灵雨》属第二种，与《野草》相反，它是一种由内向外扩散型的人生思考方式 ，主要是以作家个人的内心感受为基点，以作家明确追求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文学表述方 式为核心(比如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共同主张和许地山个人善于超越人生的思考模 式)，向外寻求一种表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力图以作家个人所感受到和领 悟到的生活真谛，来感染和启发别人，教化和改造社会。《空山灵雨》整部作品的设喻 式的结构方式，贯穿始终的以苦为本、以苦为乐的强烈意识，都是与作家的人格类型和 审美追求密切相关的。 《画梦录》属第三种，与上述两种类型相比，它更为独特。它是以作家自己内心深处 的感受为出发点，再回到作家自己内心深处这样一种自我倾诉、自我言说的方式。这也 就是何其芳独创的所谓“心灵的独语”，它自始至终以作家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种“独 语体”的表述方式。《画梦录》强调自我心灵封闭的意义和价值，向散文的“纯粹性” 方面更接近了一步，但在本质上，《画梦录》还是期盼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同情的，并没 有真正封闭或潇洒到完全不需要别人理解的超然境地。这也正是作家深感苦闷的地方， 也是读者难于理解作品的困惑之处。 三种类型，鲁迅的《野草》更具有思想家的精神特质，更具有灵魂拷问的深刻和苛求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更带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即问题文学的探求特点 ，寻找和拯救是作家的价值取向；何其芳的《画梦录》则更接近本原意义上的诗人，更 重视情感本身的诉说，更注重理想化的情态，更富有敏感的神经，更有一种自我陶醉的 气氛。相比之下，鲁迅的《野草》更注重的是情感本身，因此从中很难看到这种自我陶 醉的情绪。 二 三部散文诗集当中，《空山灵雨》最为清淡、平实，但又最有玄思妙想；三位作家当 中，许地山看似最不以才华见长，但他对信念的追求最为执著，最为独特。 《空山灵雨》是许地山惟一的散文集，显而易见，“空”“灵”二字似乎已经定下了 这部作品的思想基调和艺术旨趣。所以，有论者指出：“‘空’‘灵’实乃佛家惯用之 词。他以此为集子命名，最能说明他的艺术趣味。”[1]更有论者直接指认《空山灵雨 》是“佛教散文”，认为“佛教思想，就是他散文的最独特处；而贯穿《空山灵雨》的 基调，还是佛教思想”；虽然寓言体式“是所有宗教文学作品最常用的形式”，但《空 山灵雨》“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还是受了印度宗教文学的影响”，与佛教有一种特别的 “渊源”关系。[2] 其实早在30年代，沈从文在他的那篇《论落华生》中就强调过许地山散文与佛教思想 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意义：“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 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 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但是沈从文紧接着强调“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 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者 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沈从文甚至又重复强调了“佛的 聪明，基督的普遍的爱，透达人情、而于世情不作顽固之拥护与排斥，以佛经阐明爱欲 所引起人类心上的一切纠纷”，这一切的融合才是许地山散文的本质所在，才是确立许 地山“在中国，不能不说这是唯一的散文作家”之地位的根本原因。[3]遗憾的是，有 些研究“许地山的佛教文学”的论者在引用上述沈从文话语时，只保留了沈从文文中强 调佛教文化与许地山散文关系的地方，偏偏去掉了沈从文同时强调基督教文化及“近代 文明与古旧情绪”等多种文化与许地山散文同样相关的地方，这就不仅不能“相当公允 ”地理解沈从文对许地山散文的论述，而且也难以真正公允地讨论许地山散文的本质内 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