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3-0141-03 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现代》，这个 于1932年5月1日创刊、1935年5月1日终刊的月刊，在短短的3年间，共出版了6卷计34期 ，却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对于中国30年代文学乃至20世纪文学 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由上海现代书局创办的《现代》，最初由施蛰存主编，1933年5月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施 蛰存、杜衡合编。1935年3月第六卷第二期由汪馥泉接编，并改为综合性文化杂志，于 第六卷第四期后停刊。《现代》的成功与影响，是与该刊的编辑策略息息相关的。这种 编辑策略主要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取在挣扎中求生存的“万华镜”的办刊方针。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 政府为了控制舆论进行文化围剿，不断颁布有关文化出版方面的条例，众多的刊物、出 版社因此被查封。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刊物都先 后被查禁。1931年“一·二八”以后，现代书局老板决定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月刊，邀请 施蛰存担任主编，因为他既非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并有办刊经验。创办后 的《现代》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不是文艺观点相近的同人刊物，而是“一个综合性的 、百家争鸣的万华镜”[1]。因此，主编施蛰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创刊宣言》，声明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 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 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 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2]50多年后，施蛰存谈到 这篇宣言时说：“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治倾向，刊物 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 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1] 在《现代》具体的编辑中，仍然可以见出编辑们对于文化专制的不满、对斗争精神的 赞扬。在1933年2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四期登载了“鲁迅在北平”演讲的照片 等。第二卷第六期开篇刊载了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两年前被杀害的“左联 ”五烈士，抨击国民党文化上的白色恐怖，并刊登了柔石的留影、手迹、鲁迅的近照。 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的《编者缀语》中，透露了丁玲被捕的信息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 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 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在7月份出版的第三期“现代文艺画 报”的栏目中，以“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为题，登载了丁玲、丁玲母亲、孩子、手迹照 片四帧。在8月份出版的第四期上“社中谈座”的栏目里，在《丁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关于丁玲及本刊的目标》的读者、编者的信件问答中，将丁玲的情况又进一步作 了介绍。针对读者告知丁玲已被枪决的信息，及提出编辑纪念专号的要求，编者回答： “关于丁玲女士的消息，虽然报纸上屡有刊载，但终没有一个来源比较的可靠的。我们 现在正在搜集一点材料，但在没有得到关于她的最后的确实消息以前，我们并不预备有 纪念特辑之类的举动。”在关于丁玲被捕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编者们的正 义立场，也可看到他们努力在挣扎中求生存的稳重态度。施蛰存后来说：“像《现代》 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而最 后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1] 施蛰存在《现代》第一卷第六期的《编辑座谈》中说：“我自己的创作，取的是那一 条路径，这在曾赐读我的作品的人，一定会很明白的。但是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 过，决不想以《现代》变成我的作品型式的杂志。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 集合，这是我的私愿。”在这种编辑方针的主导下，《现代》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综合 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在《现代》上发表作品的作家非常庞杂，既有与施蛰存关 系密切的穆时英、刘呐鸥、戴望舒、杜衡、叶灵凤等，也有鲁迅、茅盾、冯雪峰、钱杏邨、张天翼、叶紫、彭家煌、洪深、丁玲、夏衍、艾芜、沙汀、许幸之、楼适 夷、马子华、杨刚、何家槐等左翼作家；既有巴金、老舍、叶圣陶、李健吾、靳以、艾 青、徐迟、任钧、黎烈文、赵家璧、傅东华、郑伯奇、陈白尘、丰子恺、柯灵等进步作 家，也有周作人、废名、林微音、苏雪林、李金发、胡秋原、沈从文等自由作家，《现 代》确实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 其次，《现代》努力形成供大多数文学嗜好者阅读的独特艺术品位。施蛰存在《现代 》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座谈》中说：“对于以前的我国的文学杂志，我常常有一点不 满意。我觉得它们不是态度太趋于极端，便是趣味太低级。前者的弊病是容易把杂志的 对于读者的地位，从伴侣升到师傅。……后者的弊病，足以使新文学本身日趋于崩溃的 命运，只要一看现在礼拜六派势力之复活，就可以知道了。”因此，现代书局立意于办 “一个供给大多数文学嗜好者的朋友阅读的杂志”。在这个定位下，施蛰存努力“把本 志编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现代》既不以读者的导师面目出现，也不用 低级的趣味去迎合读者。1934年5月出版的《现代》第五卷第一期的《社中谈座》，强 调了该刊的编辑态度是反对在“商业竞卖”中迎合读者的趣味而使刊物形成“一种日趋 轻易的倾向”，反对“已经不再在制造着宝贵的精神的粮食，而是在供给一些酒后茶余 的消遣品了”的状态，提出：“今而后，除了创作(小说，诗，散文，剧本)还是依了意 义的正当与艺术的精到这两个标准继续进展外，其它的门类都打算把水平提高，尽量登 载一些说不定有一部分读者看来要叫‘头痛’的文字。我们要使杂志更深刻化，更专门 化；我们是准备着在趣味上，在编制的活泼上蒙到相当的损失的。”《现代》以“意义 的正当与艺术的精到”作为刊物的编辑标准，不是故意去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而是努 力去提高人们的阅读品位，这就构成了该刊独特的艺术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