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3)04-0082-05 市场经济的潮涌浪击不仅激活了沉淀在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较为匮乏的重商因子，也 促使当代作家在历史河流的寻觅中满怀热情地将眼光定格于经商一族，为文学画廊里一 向较为苍白的商人形象涂上浓墨重彩。除了唐浩明、二月河等人的历史小说有所反映， 成一的《真迹》、《白银谷》、季宇的《徽商》、邓九刚的《驼道》、《驼殇》、《大 盛魁商号》及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等更集中笔力，以商人群体为对象，笔酣 墨饱地勾勒出异彩纷呈的商人世界，给予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中独具特质的商人精神以大 力的诗性张扬，这种张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艺术指向，与世纪交替的文化反思潮流十分 合拍，给人以许多深刻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白银谷》与《大盛魁商号》的典型个 案分析，找寻这种诗性的美学魅力。 一 《白银谷》与《大盛魁商号》都是以晋商为描述对象，透视中国近代史上书写过辉煌 灿烂篇章的商人群体，那独执全国金融牛耳的西帮票号在“庚子事变”中的跌宕起伏、 雄居边塞的大盛魁商人在商场宦海的纵横驰骋，钟鸣鼎和，风卷云舒，构成了小说的一 曲曲华彩乐章。作家彼此的艺术个性审美趣味不同，但在表现晚清商人文化精神的特质 与共性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种一致表明，作品所张扬的商人精神，不仅仅局限于 晋商精神，它实质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商人精神的整体呈现。从这一视角出发，作品的 内蕴当然更为深广，其突出表现的商人精神也集中在以下几个基本点： (一)崇商建业，励志为贾。至明清，封建统治者长达几千年的“抑商”之策，已使士 农工商序列成为社会定位准则，即使商业的发展和“良贾何负于闳儒”的“新四民”观 的兴起与普及迫使主流社会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人的地位问题，但视商贾为“末业”的思 想观念一直导引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在极大程度上是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 碍了社会进步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内部逐渐勃发与自身对立的 对商业、金融业的经济要求时，晋商摒弃“贵农贱商”的旧俗，以商为荣、以立志从商 来实现光宗耀祖抱负的人生选择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这种对潮流的精神反 叛中，崇商建业的思想深入民众意识之中，进而演变为晋中大地的社会风习，这就为晋 商演绎辉煌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对于这一点，邓九刚和成一都把握得十分到位，小说 让人们看到，在崇儒传统之外，晋中社会还有个崇商传统，这个传统同样根基深厚、文 化内涵丰富。在《大盛魁商号》中，由于父亲尊商、从商的意愿安排，古海小小年纪就 练出了双手使算盘的本领，那二龙戏珠的表演是其得以加入人人钦羡的大盛魁商号的重 要法码，同时也勾联出农业文化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一 类本应从出仕中寻求的梦想。《白银谷》则特别设计了康笏南叙述早年听父亲背诵雍正 皇帝御批的情节。“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 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当时让康笏南吃惊的不单是雍正的这一朱批，还 有父亲背诵朱批时那不屑的口气，仿佛殊为可笑的不是晋省风俗，倒是皇上自家。在小 说中，虽然六爷终生追求科举功名，以微弱之力与韧性坚持着尊儒传统，但以天成元为 代表的西帮商人则满怀“贾何后于士”的自信，发扬着一种虽不形诸文字却堪称伟大的 精神，励志为贾。他们头脑机敏，精于算计，不畏艰难险阻，敢执金融牛耳，将庚子事 变前后风云际会中的票号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造就了逸出中华文化常规的另一种极其 复杂、庞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传统，其影响力所及，“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 而优则商”，一流俊秀子弟都争入票庄，末流子弟才读书求仕。作为喜剧性陪衬，那位 极具经商才能与志向、“商途”前景无量、却鬼使神差客串科场轻易中举的何举人，终 因功名拖累不能为商号所用而悔恨终生。商人们崇商建业的精神追求就这样在酣畅淋漓 的艺术刻划中飞扬。 (二)以诚取信，以义泽利。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和人治，不重法制，经商之人常自嘲 为“无法之商”。这“无法”之意，一方面指历来法律规定的商人的社会地位至为卑贱 ，自汉代而起的抑商国策为历代统治者所承袭，抑制商业的诏书律令不绝于史，直到明 清亦无本质的变化，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受贬斥(如长期被称为奸商)，而且事实上 并未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在法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遭受歧视。另一方面则指中 国历代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如何保护正当商业经营的具体规定，通常意义上的“商法”长 期阙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中国既缺乏西欧中世纪城市新兴市 民阶级力量所促成的各种制度的独特发展”，“也没有合理性的商业非人格化及其萌芽 ——意大利城市的商业法律”。传统的法律是“以礼入法”，而经营活动则主要靠长期 约定俗成的经商习惯及传统伦理道德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诚实品格和相互信 任尤为重要，它是正常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久之，“诚信”便成了中国商人营商的“ 黄金法则”，而儒家伦理文化中“以义取利”准则更成其为崇尚的行为规范。这一点， 《白银谷》和《大盛魁商号》都刻划得惊心动魄、感人肺腑。在《白银谷》中，无论是 遭遇因五娘遇害、老帮自杀、津号遭挤兑的金融风潮，还是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失 守、票号金银遭劫帐簿丢失的战祸劫难，天成元票号都以非凡的气度高擎起“诚信”的 大旗。为不失信于民又平息挤兑风潮，戴老帮临危不乱，巧妙运筹，将一场挤兑狂潮抚 弄得波平浪静，日丽风和。至于面对“庚子”事变遭遇的劫难，为救京津复业之市，东 家康笏南不惜打开租传的秘密银窖，源源往京师投放现银，演出“惊天动地陪得起”的 壮丽一幕。这一切，就为维护一个“信”字，虽其中不乏机谋，需要胆量，凝聚智慧， 但天成元票号正是赖此屡过难关，频建奇功，并将自家信誉推上巅峰，以天成元为代表 的西帮票号也正是赖此完成了代清庭行使央行之职的重大历史使命。当然，诚信重义、 义利相济也是《大盛魁商号》的华彩乐章。在归化城，大盛魁信誉卓著且善待同行。丝 线商米掌柜为洋人所骗，欠大盛魁十二万两银钱的债务无力偿还，大掌柜予以一笔勾销 ，因为这是面对诚实不欺的老“相与”。而财东史耀暗地使坏，逼死米掌柜，则从另一 侧面表现出大掌柜讲信义的恢弘气度，米掌柜重然诺的铮铮铁骨以及大盛魁内忧外患、 山雨欲来的潜隐危机。还有，天义德羊把式布龙为了多两倍的工钱，转而去替俄国人长 途贩运活羊。俄商多年在边地嚣张跋扈，掠夺华商利源，布龙的举动不仅危及天义德在 京津市场的销售信誉，而且关涉通化二十八家商号的荣辱，关系国家声誉。声名显赫的 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联合元盛德大掌柜和昔日商场对手——天义德的二掌柜亲自到草原 深处劝说布龙，那盛着的朝庭官服和整肃的面容已然昭示俄商的惨败。王廷相等人济的 同行之利，重的民族之义，在俄商进逼，官府逼压，内乱纷起的情势下，这无疑已超出 一般的商人义利之辨的视野，因而演绎出中国商号联合抗击俄人、奋力自救的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