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文学史论著里，章士钊、《甲寅》杂志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是逆向意义 的，即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保守主义的代表，《甲寅》杂志就是保守主义的大本 营。这些结论显然主要是根据章士钊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职、《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 刊以后的种种表现，它基本上忽略了章士钊这样的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的实际的体验、 表现与影响，毕竟，此时此刻的章士钊并不是反对文学变革的守旧形象，当然更不是后 来压制学生运动的“老虎总长”。他在日本创办的《甲寅》月刊杂志所刊登的文学作品 虽然属于旧体，但当时也不存在与新文学对抗的问题，何况文学并非它讨论的重点，政 治文化才是它检讨的目标，而就是在对近代至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的反思当中，章士钊 和《甲寅》月刊同人实际上重新调整了个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架构，从而为确立未来五 四新文学的基础立场——个人主体立场从现实政治思想的意义上打开了通道。本文意在 通过对于《甲寅》月刊及其代表人物的简要追述，提醒学界注意到其作为五四新文学运 动“先声”的重要事实。 一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史上，章士钊与《甲寅》月刊的价值得追溯到中 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民族观念的重要嬗变之中。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鲁迅兄弟出现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理想还是固守在民 族国家建设的层次上，尽管这样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出现了从“维新”到“革命”的发展 演变。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根本改变这一顽固的国家主义的人生与文化的认知方式，还 得重新返回到民族国家建设所依据的社会政治思想本身，只有在这一层次上发生了思想 的裂变，只有新的社会政治观念得以进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思想认知的方式，最 终形成中国文学现代转换所需要的“立场”与“格局”。 于是，我们看到，进一步的嬗变还是首先出现在社会政治的观念上。回顾近现代中国 的历史，尽管政治给文学的损害十分明显，但也必须注意到，在从封建专制主义向现代 社会的转化过程中，如果没有社会政治观念的变迁，没有文化专制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削 弱，一个普遍的广泛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影响中国学界革新意识的主流政治理念来自维新派与革命 派，他们虽然也各有不同，但却常常又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是从族群的社会的与国家 的角度来思考现实，他们相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根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问题， 而整体目标的解决也就是个人的现实要求的达成。我们说过，正是这样一个排斥了个人 的立场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浓厚的政治功利性，又是这样的政治功利性妨碍着中国文学在 通达个体精神的道路上完成根本性的历史转折。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观念在辛亥革命 之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推翻封建王朝、完成民族国家的“整体”革命以后，一个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新 中国并没有降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专制政治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的自由与幸福 ，“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7年的时间里 ，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70年的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面对这样 的政治乱局，一批遭遇了变乱又敏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那种将个人幸福寄托 于国家政治整体追求的理想无疑是失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个民族与群体 的笼统问题，它必须要切实地返回到对个人权、地位与民主自由的现实中去。 同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者而流亡日本一样，一批因为政治失败而 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又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因为政治理想的不同他们成了新专制主义的 反对派，又因为国内专制统治的残酷而不得不充当亡日人士，像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 为、梁启超那样避祸东瀛，暂借日本的自由空间来反思过去、设计未来。只是，在历经 了近代政治的风云变幻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将个人的命运简单交 付给空洞的国家主义理想，现实的深刻教训迫使他们必须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作重新的 思考和定义，这批知识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流亡者章士钊与陈独秀 。 章士钊先后留学日本与英国，系统考察学习了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 ，受辛亥革命感召归国，1912年在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宣传以英国为 典范的政党模式与政治制度。早在1902年春，当时尚在南京陆师学堂求学的章士钊就结 识了从日本回国演讲的陈独秀。1903年，上海《苏报》被封，章、陈等人创办《国民日 日报》，以承接其批评时政之理想，由此而友谊笃深。辛亥革命以后，两人都投入到反 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他们先后又都流亡日本。此时的日本，又如同百 日维新失败之后一样，再次成了中国政治家的流亡之所与反思之地。逐渐地，在原本就 声威卓著的章士钊、陈独秀周围，汇集了一大批的思想者，他们或者是流亡的知识分子 ，或者就是留日或曾经留日的学生与学者，前者如易白沙、刘文典，后者如李大钊、高 一涵、吴虞、吴稚晖、杨昌济、张东荪等等，因为章士钊1914年4月主编《甲寅》杂志 的关系，他们都有了思考与表达的机会。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等应邀参加编辑工作 ，李大钊也在后来一度参加了上海《甲寅》日刊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