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3,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4)04-0070-05 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汉文佚名诗集就是其中之一[1]。 诗集无首无尾，没有页码，无边栏界行，顶格书写，不留天头地脚。诗名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经整理，该诗集页面一正一反数页套合为一沓，在折缝处有3个针眼，有丝线将其缀合在一起。计全页者13纸，半页者2纸，总28个半页。每半页横12.3厘米、纵21.5厘米。部分页面字体较大，每半页9行，满行17字；部分页面字体较小，每半页多到12行，每行最多可达32字。从诗集的字体看，有大小字两种，且字迹明显不同。因此，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至少是两人所录。共收诗近80首，其中保存有诗名的近60首，未录书名和著者，仅《门人高□拜呈》后有“此乃高走马作也”，知这首诗乃高走马所作，其余诗的作者不得而知。 诗集出土于西夏大安二年（1075年）修建的西夏佛塔之中，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文佛经，西夏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年）印经发愿文，题有贞观年号的木牌等西夏文物，没有西夏以后的文物出土。依据考古学中遗物的共存关系来确定，诗集属西夏遗物。这些诗在《全唐诗》、《全宋诗》内均不见著录，排除西夏人抄录唐诗或宋诗的可能，是一卷少有的西夏诗集。西夏汉文诗集，在西夏文献中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对研究西夏的民俗和社会、人文情况有一定的价值。 综观诗文，其体例为近体诗，内容主要是自然山水、风花雪月、四季节日，很少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多数诗体现作者人淡如菊，“超脱轮回出世尘”，“是事俱无染我身”的思想。全诗缺乏一种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的思想和耐人寻味的内容。这里，笔者就诗集中的部分内容，从下列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研究。 一、从诗集看西夏的儒释合流 方塔出土文书中，汉文诗集是唯一一件不是反映佛教内容的世俗文献。诗集属文学范畴，非佛教作品，它与佛经、御制发愿文、泥制小佛像和小塔婆等佛教文物一起供奉于塔中，说明僧人不仅重视佛教信物，对于诗词之类的文学作品也很重视。而且诗文的意境又深得佛门理趣，具有佛教的四大皆空、万念俱寂的思想，充分体现出诗与佛教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渗透和融汇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儒释合流。西夏是西北少数民族王朝，诗与佛教为什么也会与中原王朝一样产生融合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西夏的社会、文化状况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自982年李继迁举起反宋大旗，历经继迁、德明、元昊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基本上统一了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这些地区。西夏建国后，尤其到了乾顺、仁孝父子时期，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除其特有的畜牧业外，农业也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2](P14028)。西夏也非常重视水利，境内除黄河等其他河流外，有大小河渠七八十条，长数千里，灌田十万顷左右。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冶铁。西夏的冶铁水平极高，“夏国剑”被当时称为天下第一，据说宋钦宗常随身佩带“夏国剑”。制盐业更是西夏本国的经济支柱之一，常用青白盐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另外，纺织、酿酒、印刷等都有发展，商业也极为繁荣。 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文化事业也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西夏政府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大力提倡、重视儒学。元昊立国后，基本上借用了中原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同时又加强对儒学的引进和吸收，当时译成西夏文的重要儒家经典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并积极网罗儒学人才，当时的文人张元、吴昊、杨守素、张陟、景询等均是元昊的重臣。如张元至夏后，不到两年官至太师、中书令，“国有征伐，辄参机密”[3](P205)，深得元昊信任。毅宗谅祚和崇宗乾顺时期，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当时的御史中丞薛元礼向崇宗建议重视儒学曾说：“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玩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采也’，可得乎？”[3](P359)薛元礼的建议被崇宗采纳，遂建立国学（儒学），设弟子员三百，聘置教授，提倡儒学，崇尚诗书，以改变风气，储备人才。西夏把儒学推向高峰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仁宗即位不久，就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全国又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同年又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人庆三年（1146年）西夏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释典。次年仁宗尊儒学始祖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立庙祭祀，殿堂宏敞，并如帝制。一年后，仁宗又推行中原的科举制度，策举人，并立唱名法和童子科，使西夏儒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昌盛时期。 西夏王朝极其佞佛，历代皇帝都“钦崇佛道”。西夏对佛教的重视在众多文献著作中详述，已为人所共知，这里不再赘述。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对儒学的提倡重视，西夏境内形成了崇佛教、尚诗书的文化氛围。这是诗与佛教能在西夏相互渗透的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