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4-0002-015 《文学评论》今年第二期发表了章培恒先生的《〈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以《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编。这是在六朝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发现。但早在1985年，曹道衡先生就已在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的大作《关于〈玉台新咏〉的版本及编者问题》中指出：“《玉台新咏》一书是否徐陵所编，曾经有一些人提出怀疑。其实，这种怀疑主要是由于版本问题引起的。如果根据寒山赵氏覆宋本中所存作品来看，那么，否定它为徐陵所编的意见，似难成立。”章培恒先生这次的考证，并非像以前的怀疑者那样地就书中所收作品时代立论，而主要是以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解读为依据；但其中同样涉及到《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他虽已对赵均刻本的可信性加以怀疑，但由于论文侧重点的关系，在这方面没有深入展开，而且偶有疏误。我想，《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如不获得根本性的解决，对其编者问题的讨论也就难以打上句号。所以有必要就此作进一步的研讨。 一 《玉台新咏》的版本研究，自清初就进入了误区。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玉台新咏》最好、最符合原貌的版本是南宋陈玉父“刻本”，而崇祯六年赵均的覆刻本是最忠实于陈玉父“刻本”的本子。所以，书中诸卷及卷中各篇的排列、各篇的篇名和作者署名、篇中的文字均应以赵均刻本为准；当时的《玉台新咏》通行本较赵均刻本多出近二百首，也被认为是后人增窜，不可信从。这种看法越到后来越加根深蒂固，几乎成了研究者的共识。直到刘跃进先生于本世纪初出版的《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7月）才在版本问题上就此种共识的某些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此书版本作了全面的调查，将之分别纳入了两个系统；并对被研究者所忽视的明代后期的《玉台新咏》通行本（他称之为“郑玄抚刻本系统”）也作了相应的研讨。我的研究是从刘跃进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发的，对刘先生的劳绩深怀尊重、感谢之意。但既然是学术研究，自不免有不同的看法，而本文又主要是述说我的不同看法，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刘先生见解的商榷，其实本文只是对刘先生某些见解的发展。 在刘先生所划分的现存《玉台新咏》版本的两大系统中，一个是“陈玉父刻本系统”，以卷末附有陈玉父《后序》的赵均刻本、五云溪馆活字本、冯班抄本（与赵均刻本出于同一底本）为代表；此系统的现存其他各本实皆出于赵均刻本，可不置论（注：属于这一类的，有冯鳌刻本、附张嗣修跋的巾箱本等。此类本子虽似别有依据，实不可信。好在其出现较晚，并无重要意义。异日当另作文论之。）。另一个就是嘉靖十九年的郑玄抚刊本以及由此派生的各本所组成的“郑玄抚刻本系统”。在崇祯六年赵均刻本出现以前，这是当时的通行本。在赵均刻本出现以后，这一系统的本子就被作为“俗本”而遭抹煞了。要探讨《玉台新咏》的原貌，必须对这两个系统的本子进行认真、细致的剖析，抉发各自的长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打破对赵均刻本的迷信。因此本文不得不从解剖“陈玉父刻本系统”入手。 在今天所知的明朝《玉台新咏》各本中，其真正出于陈玉父本的，实为五云溪馆铜活字本。《玉台新咏》崇祯二年冯班抄本末《跋》三云：“余十六岁时，尝见五云溪馆活字本于孙氏，后有宋人一序，甚雅质。今年又见华氏活字本于赵灵均，华本视五云溪馆颇有改易，为稍下矣。……班又识。”冯班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其十六岁（当时以虚岁计算）时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尽管我们不知道五云溪馆活字本究竟刻于何时，但绝不会迟于万历四十五年则当无疑义。南京图书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均藏有此本，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已佚去卷首徐陵序，而将冯班所谓的“后有宋人一序”之《玉台新咏集后序》移置卷首。此“宋人一序”即陈玉父《后序》，现照录如下： 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于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刻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 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若其他变风化雅，谓“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之类，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顾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者盖鲜矣。然其间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词托兴高古，要非后世乐府所能及，自唐《花间集》已不足道，而况近代狭邪之说号为以笔墨动淫者乎！又自汉魏以来，作者皆在焉，多萧统《文选》所不载，览者可以睹历世文章盛衰之变云。 是岁十月旦日书其后，永嘉陈玉父。 其中“版亦时有刻者”当为“版亦时有刓者”之误，“盖至刻者中徙”的“至”字，恐也出于误植（疑当在“豫章刻本”后，此本常有这类误植），否则文句不通。又，“岂”字原误置于“谓”字前，此据《诗经》原文改正。 从这一序文来看，实在很难说宋代有《玉台新咏》的陈玉父刻本，因陈玉父只是说“可缮写”，并没有说到刊刻。因此，宋代所有的只是陈玉父写本而非陈玉父刻本。《后序》所说的“书其后”，当也是“书”于“缮写”本之后。 当然，赵均刻本据说出于宋刻，而且赵刻本的卷末也有陈玉父的这篇《后序》；倘此序为其底本“宋刻本”所原有，那也可以说陈玉父写本在宋代即已付刻而成了陈玉父刻本。但赵刻本的底本是否有这篇序又是问题。因为冯班在崇祯二年就已把赵均所藏“宋本”加以抄录，至崇祯五年又从赵均处借来“宋本”重加校勘；此抄本现也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但其卷末却并无陈玉父《后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