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4)03-0058-08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影响，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通过文学艺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或是主动与被动的、直接与间接的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的交流、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文化悠久的辉煌历史。先进的中原汉文化与文学艺术影响着边疆边地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又不断吸纳边疆边地文化和文学艺术精华，边疆边地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在接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又以其鲜明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精华不断给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提供发展的丰富营养，反哺中原汉文化与文学艺术，不断为中华文化、文学艺术的繁盛注入活力和勃勃生机，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博大精深、精美绝伦，具有凝聚性、丰富性、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先进性、科学性等特点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故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与发展的动力，中国文学艺术是各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相互影响、交流、融合的结晶。正因如此，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坛才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样式、不同作家和作品、不同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出现，多元多流、异彩纷呈，如中国古典戏曲既有南戏又有院本、杂剧，既有昆曲缠绵悱恻的阴柔之美又有北曲壮伟豪放的阳刚之美，从而使中国古典戏曲百花园地姹紫嫣红、百花盛开，形成了中国戏曲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中国民族文化有三次大的交流、碰撞、融合。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与其他民族混居，华夏文化在民族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至春秋战国各民族文化交融达到第一次高峰，其结果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学术流派纷呈、《诗经》与《楚辞》诗歌的和诸子与历史散文繁盛的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形成了文史哲融为一体、抒情言志与理性思辩为主的文学特点与崇尚和合的民族心理积淀。秦汉文化经过整合从多元走向一元，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又使一元文化向多元发展，形成汉文化以汉族为中心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对峙、交流，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其结果出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北朝与南朝的文学艺术相比较而言各具典雅或质朴特性，并且文艺理论形成了体系较完备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唐代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全面高涨的时代，虽然北方民族未执政，但中华文化多元辩证发展、丰富性与一元性统一。唐代文学在中唐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与初、盛唐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文化高涨及安史之乱时代巨变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有关，北方民族参与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又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与文学转型的萌芽，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风格，出现了叙事性、通俗化因素：唐代的参军戏、大型说唱文学、唐变文、短篇白话小说唐传奇的大发展，元稹的小说、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从以抒情为主转向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动人诗篇，成为后世叙事文学小说的重要题材，文学从中唐开始由抒情为主转向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由典雅走向通俗，这是唐代民族文化融合给此时期文学带来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史中，辽、宋、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促进了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在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北魏的鲜卑族南下开始，北方民族建立全国性或雄踞一方的地方性政权，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大融合时期，北方民族迅速崛起登上了政治舞台，积极吸纳中原汉文化的精华与本民族文化整合，提升了北方民族文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到宋代，传统的史学理论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正闰之分、华夷之变的汉文化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到宋代不应再如此看待了，北方民族鲜卑建立的北魏及北周、北齐、北陈及隋、五代政权都应该承认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在文学上，北宋柳永的词开了通俗化的先河，凡有井水处即咏柳词；苏轼在文学观念上，倡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创作笔记小说，打破原有诗词以抒情典雅风格为主为的正统观念，其作品雅俗兼备影响了文学风气，促进了叙事性的宋话本、宋杂剧的发展。辽、金、元时期，文化中心北移，胡汉一家观念形成并成为正统观念。明代朱元璋虽建立了汉族为中心的一统天下，但也承认胡汉一家的思想观念。满族建立的清朝，清初虽有满汉之分，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多元的交融又促进了文化多元一体观念的发展。 “万里河山有燕赵，一代风俗自辽金”客观的肯定了辽金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贡献。辽与宋的对峙，契丹人开辟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要成为正统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道路；金朝伴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观念逐渐清晰并具体化了，金代统治者女真族有“中华一体”民族意识、渴望一统天下的开拓精神，仰慕汉文化，既重女真民族传统，又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金代女真族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着与中原汉文化不同的特点，它由以狩猎游牧为主，逐步形成了兼有游牧草原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沿海捕捞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文化特征。女真族将以小胜大的雄鹰海东青为其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善骑射、尚勇武、能歌善舞、豪放坚韧粗犷的民族性格和信仰萨满教的文化传统，又具有善于学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富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因此，金代文化，”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洪皓《松漠纪闻》）金太祖阿骨打在重武功灭北宋的同时，实行“借才异代”开放的文化政策，把北宋的文化典籍和渤海宋辽人才、杂技艺人引入金上京，又重视教育，培养本民族人才，迅速提升北方民族文化层次。特别是从金上京迁都至燕京金中都促进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南移及其与中原农业为主的汉文化的全面交融。金代帝王多兼通女真文、汉文，精通儒学经典，多才多艺，喜爱通俗文学。完颜亮能诗善文，其诗词大气磅礴、气象高远，风格通俗质朴、刚健豪放；金章宗与群臣共赏院本短剧；金世宗60岁高龄从金中都到金上京巡视与皇室贵族几百人相聚饮酒作乐，自度女真本曲，诗词更是文雅华美。关于金上京表演杂剧百戏的记载，北宋使者在《许亢宗奉史行程录》中有详尽的描述。金代文化对戏曲的繁荣起到了直接的或间接的积极影响。从大量戏曲文物遗存上看，金代戏曲极为繁盛，现在山西、河南等地大量的金代所建立的戏台、舞楼戏台表演场所与砖雕、石刻戏画、壁画反映金代戏曲人物和表演等戏曲文物即是证明。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共时互补，丰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宝贵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