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4)03-0082-05 汉大赋奠基者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遭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广为知晓的事件。但这一历史事件迄今还只是在“知人论世”的最肤浅的层次上著名于世的，在众多的文学史、汉赋汉文的研究著作中，这一事件仅作为司马相如的生平之重要部分而被学者重复地叙述。它的基本框架（司马相如在梁孝王处写《子虚赋》，汉武帝读后，叹恨不能与作者同时，适逢相如老乡狗监杨得意在旁，遂荐相如。相如见汉武帝而作《上林赋》，任为郎）被从这一著述搬到那一著述。因此，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的事件与其说是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如说是人们感觉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反复地重述这一事件并没有产生解构主义意义上的“互文性”，最新的文本与以前的叙事文本相较并无意义的层进，这样的重述使事件变得不平凡起来，但事件被感觉重要者始终停留在感觉开始的地方。就是说，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是重要的，而且只对相如来说是重要的（在以汉武帝为主旨的著述中这一事件通常不会被提及）虽然在学术界成为普遍的感觉，但其重要性究竟为何一直未被真正提问。至于汉武帝作为遭遇之文学接受主体一方面被忽略，也使仅有的对事件的文学史立场的关注处于在作家神圣原则下的盲区。 当我们说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遭遇这一重要性未被真正提问时，意味着我们并不把这次遭遇理解为一次单纯的文学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由于关涉着汉代文化、汉代诗学的一次重大转向，其重要性比它表面被感觉到的那种重要性要大得多。 本文追问：二者在西汉初期相遭遇的历史事件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在何种层面上它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文化、一代诗学和一代文学，它是在历史的延续性的惯性驱使下创建着民族的诗性，还是以非连续性的方式参与着民族性格的命名。以这样的追问，笔者希望能赋予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一个具有空间性结构的坚实地基。 一、事件发生的主体意向性解读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围绕赋文本相遭遇的历史事件，从其最显豁的性质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的主动式遭遇，尤其是遭遇双方都具体到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此之前，这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遭遇还是不曾有过的。在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相遭遇的事件中，我们可以，也需要弄清楚，汉武帝和司马相如何以要在阅读之外，彼此寻求更进一步的遭遇。尤其是汉武帝恨不能与作者同时的意向究竟只是纯文学性的呢？还是指向着另外的超出了文学范围的东西？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究竟只是对帝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呢？还是一种寻求到文学知音之际的答谢？ 首先的问题是，汉武帝何以在阅读了《子虚赋》之后如此激动难安。因为，这表明汉武帝在阅读时对作品获得了震撼性的审美感受。而当代的一般读者面对《子虚赋》这样缺乏人的个体性生存处境、徒有华丽辞藻的文本，能感到它是美的已属不易，更遑论为它的巨大的美所震撼了（注：汉大赋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知识性语言，人们之讥评汉大赋作品为“字林”、“字窟”，感受到的正是其语言的知识性。这种由赋家卖弄其同时作为文字小学专家之学问而建构出来的知识性语言，与诗性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常常是美的反面。）。汉武帝在一般读者无能为力的地方，却真实地读出了《子虚赋》的巨大的美。造成这一悖论式阅读情景的原因何在呢？说到寻找原因，在此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指责一般读者的文学修养水平比汉武帝的要低，这里的真实原因乃在于汉武帝作为一个体之文学接受主体是一个独特的人，当他阅读《子虚赋》时，他始终怀有仅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的意向。以此意向，他既不同于一般读者，甚至在汉代帝王这一群体中也属于一个具有惟一性的自我。至少在他之前的汉代帝王还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倾情于文学活动，还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违背高祖刘邦坚守的南方文学精神。 汉武帝在《子虚赋》的阅读上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阅读意向究竟指向着什么呢？ 第一，作为文学主体，汉武帝的阅读心理是追新求异的，他事实上把文学的阅读也当成了一次人生的历险。这种心理是由他政治、军事上好大喜功的心理裹挟而来的，好大喜功显然不仅仅是汉武帝面对自己的文治武功伟绩时的沾沾自喜、亟欲表现的冲动，而且还是对建功立业过程中的历险期待与偏好。《子虚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诗学精神上，都正好适合武帝用来作他的文学的历险。因为，武帝此前熟悉的是骚体赋文的创作与接受，如他创作《瓠子歌》，命刘安写的《离骚经章句》。《子虚赋》这样的汉大赋因此引诱他进入的完全是一片陌生之地，其中每一块陌生的林地都既对他的阅读习惯与经验来说是一个陷阱，又同时都是对他的把阅读作为历险的心理期待的强化。与在骚体赋那里仅能获得常态的，因而也是温吞水式的愉悦不同，汉武帝在《子虚赋》中的心灵之旅不断得到的是意料之外的狂喜。 历险式的文学阅读心理是不追求文学对阅读主体的精神的升华的，它追求的是文学形式的创新带来的感官刺激，它过于迷恋外在的华丽辞藻闪烁的耀眼光芒，以致于在生命的外面就眩晕了。所以，尽管《子虚赋》的写作深度远不如《惜誓》、《鵩鸟赋》这样的骚体赋文，但汉武帝却惟独为它迷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