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3-0029-05 汪中（1744-1794年）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著名学者和诗文作家，在史学、诸子学、文学、音韵、地理以及古籍的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多有成就，有学者甚至径称其学术为“绝学”（注：“绝学”语出谭献《复堂日记》卷一《师儒表》.）。他生平“耻为无用之学”，以经济儒术自负，其流传至今的著述有《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国语校文》、《旧学蓄疑》、《春秋述义》一卷、《广陵通典》、《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述学》、《汪容甫遗诗》（以上九种都已收入《重刻江都汪氏丛书》）、《文宗阁杂记》（稿本）三卷以及保留在其子汪喜孙编撰的《汪氏学行记》、《孤儿篇》、《汪容甫年谱》、《丧服答问记实》中的部分篇章（注：林庆彰《前言》中汪中撰《策略謏闻》误为《策略謏闻》，汪中卒于“葛岭园”，不是“葛林园”，在今杭州市金石山上。另据《前言》汪著有《中庵集》校本，不知何据？上述诸种著作除了《春秋述义》一卷附于《述学》后外，其余都单独成书.）。汪中的诗文创作也卓荦成家，骈文创作更是冠绝一时。但由于汪中一生，游幕四方，加以生活困顿，所以他的诗文残缺和散佚不少。其诗文主要保存在《述学》和《汪容甫遗诗》中，其中《述学》刻本比较多，流传相当广泛，但它并非诗文全集，而且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相当复杂。最近台湾出版了一部《汪中集》，是目前为止收录汪氏诗文最全的本子，但其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谈《汪中集》的编撰体例；二是《述学》和《汪容甫遗诗》的刊刻情况；三是《汪中集》以外汪氏涛文佚文的辑佚。 台湾文史哲研究所出版的《汪中集》，将《述学》、《汪容甫遗诗》和《汪容甫文笺》（古直、李详注本）编为汪中诗、古文和部分学术著作的合集，其可取之处是：1、首次将汪中诗文集合刻，对汪中的诗文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整理；2、对《述学》重新编目，文集部分为七卷，增补了部分篇目，比《述学》增多了十四篇；3、对所有作品作了标点，同时订正了一些讹、脱、错字，对部分残篇进行增补，比如增补了《汪纯甫哀辞》的哀辞部分；4、将陈垣先生的研究成果即《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收入，订正了不少错误。 但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比勘，发现该书还存在不少问题。现略述浅见，以与该书编者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首先，该书选用底本，文集部分以成都志古堂本作为点校的底本，诗集部分则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值得商榷。因为志古堂本虽然收录文章最多，但并不是最精审的本子（说见后）。建议文集部分以《四部丛刊》本作为点校的底本，参以家刻本、刘刻本、阮刻本、扬州书局本等，补收志古堂本中《汪中遗文》和附钞，并出校勘记。这样庶几可以反映汪中诗文著述的版本源流，还其历史原貌。 其次，在编排体例方面，《汪中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将《汪容甫文笺》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并刻不妥当，《文笺》中的所有文章前面已见，这里再出现就是重复，且与全书体例不合。第二，《汪中集》有意将学术之文与辞章之文分开编排，这是可取的，但在具体处理上尚不尽人意，如卷五将辞章之文与考证之文混编在一卷，自乱体例；书信卷中出现《代陈商答韩退之书》、《祭冯按察碑铭》，尤属无谓；一些断篇残章如《江夏风土铭》列入正式篇目，比较勉强，似以归入补遗部分为宜。第三，诗集一仍其旧，没有重新整理。《汪容甫遗诗》初刻已毁于兵火，同治年间汪中曾孙汪祖同为保存先祖遗泽，根据家藏稿本以活字付刻，篇目和讹、脱字都没有校正，因而文本本身存在问题，这次编排应重新整理。第四，汪中的笔记手稿《文宗阁》是反映汪中学术和文学观点的重要资料，应当整理收入。 三是字句方面的错误不少，首先是漏句漏段现象偶尔出现，比如《汪纯甫哀辞》校点者据《年谱》收录了《述学》遗佚的哀辞，却漏掉了“君之殁三十有六年，促而位下，不竟其施。某写此辞，以写其哀而不及其他行谊，辟不敏也”（据《年谱》乾隆四十年）；另外，在句读、标点符号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而问题集中出现在所收的佚文中，举例如下： “本一国也，何以为三其名？维何以何为界”，应是“本一国也，何以为三，其名维何，以何为界？” （《策问二节》该书177页） “某以孤童，就学逮今二十年矣。”应为“某以孤童就学，逮今二十年矣。”（《汪中集》294页） “六月二日汪中敬问怀祖大兄无恙。…所恨昏厥之证，闲一二月一发，适来顺也，适去时也，又何足治乎？”应为“六月二日，汪中敬问怀祖大兄无恙。…所恨昏厥之证，间一二月一发，适来顺也，适去时也，又何足？（疑为“得”字）乎？”（注：《致王念孙书》选自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中汪中手书.）（《致王念孙书》） 四是《述学》本身引文时有问题，或是不注明出处，或是引文时略去其中一两句，时有误引、脱字、讹字等现象，这本是古代学者写作的习惯，未足深究。但现在整理校点，似宜查对原文，予以校正，或给予说明，以免以讹传讹。比如，《释连山》引《春秋·昭二十九年传》作“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考《左传》应为“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汪中所引不知何据？而作为汪中名作的《明堂通释》，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引《逸周书·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应门之外，北面东上”一段文字时，“周公”前漏掉“是以”，“大朝诸侯”与“明堂”中间衍“于”字，“负斧南面立”与“公卿士侍于左右”中间脱“率”字（注：汪中引文参看杜预注《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