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词坛三大家中，陈维崧是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位。他为了克服词从两宋以来长期形成的语言老化和题材重复之弊，摆脱创作上早已出现的模式化倾向，大胆地吸收前人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的写作手法，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使他的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二元互补的关系。具体地说，他以文为词旨在改进词的语言，以诗为词旨在扩大词的内容。这种借异质因素来改善和提高词的表现力，通过“熟中求生”的办法来独出新意的创作方式（注：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其中黄宾虹曾两次谈到“熟中求生”的问题。），正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反常化”方法（注：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结构》，见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页。）。当然他运用这种方法，既不是要否定词之所以为词的文本特征，将词变成散文或诗，也不是要从根本上清除词中的传统因素，而是要通过对所谓“词家正轨”一定程度的偏离来为它觅得一片新的发展空间，给词注入一点新的活力。 以诗为词的开风气者是苏轼，这一现象经陈师道最早道破（注：今本《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这段话据今人考证非陈师道所说，因为陈师道在世时尚无雷大使其人。为了行文方便，此处仍从旧说。）。但陈师道只是提出了概念，对所谓以诗为词的含义却没有具体说明。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比他稍进了一步，指出：“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不过他的说法仍很含混。直到清代，人们对这个提法才开始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和解释。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对东坡的以诗为词作了这样的解释：“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如果把“无意不可入”和“无事不可言”作为以诗为词的主要标志，那么所谓以诗为词说穿了就是指词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樊篱，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从而变小道为大道，在功能上具备了和诗一样的严肃性。这一点基本符合苏轼创作的实际情况。苏轼不但在创作中体现了以诗为词的倾向，同时还从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诗词同源的观点，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注：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43页。），为词体的变革和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清初，当陈维崧想要重振词体时，就不得不继续效法苏轼，打破诗词之间的传统界限，积极地引诗入词，以洗刷晚明以来花间、草堂的流风余韵，为清词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以诗为词并不是指作者无视词牌对句式、音律等形式因素的具体规定而按诗的要求去作词，而是在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舍弃了传统词人所走的路子，能于前人所划定的疆界之外另辟蹊径，把向来被认为是只适用于诗而词不能涉足的内容引入词中，以扩大词的表现空间，从而使词在内容和风格上变得与诗十分接近，或者使词承担了诗的某些功能。 陈维崧的词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词选序》一文中，另外在为他人词集所写的序跋和对他人作品的评价中，也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火花。首先，他从尊词体的目的出发，直接驳斥了视词为“小道”的传统谬误，反复声言词不卑于诗，明确地陈述了自己关于诗词异构同质、异制同源的观点。在《今词选序》中他曾说过：“仆本恨人，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而在《曹实庵咏物词序》中则又说：“仆每怪夫时人，词则呵为小道。傥非杰作，畴雪斯非？”不但如此，他还将这种思想贯穿到对某些个别作品的品评中。如其评曹贞吉《百字令·咏史》云：“置此等词于龙门列传、杜陵歌行，问谁曰不如？彼以填词为小技者，皆下士苍蝇声耳。”（注：见《珂雪词》，四部丛刊本。）这种力辟词为“小道”的思想，在《词选序》中被作者加以系统阐发，奠定了他在创作中以诗为词的理论基础。迦陵认为： 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以暨马贵与郑夹漈诸家所胪载文体，谨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 就创作的过程而言，任何文体都离不开“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四端，这就决定了词从本质上与经史散文和诗歌没有什么差别，即“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 其次，陈维崧不但探本求源，从创作论的角度论证了词与经史散文和诗歌是同源异制，在创作上“谅无异辙”，还从功能论的角度指出它和经史散文与诗歌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在《词选序》的开头他就曾说：“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到全文最后两句总结全书的编辑目的时又说：“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这样就把词的地位抬高到了可以和经史散文与诗歌并驾齐驱的程度。 陈维崧的“尊体”理论既有很强的系统性，又有明确的针对性。他的“尊体”主要是针对过去词论中片面强调诗词之不同的贵诗贱词倾向而发的，但对词的形式之独特性的强调一直是陈维崧词学思想中—个重要前提。陈维崧非常重视对词谱的搜集研究和词律的讲求审订，他所使用的词牌数量之多也是旷古未有的，这足以表明他对词的形式特征的重视。所以他的尊词体一方面是从观念上破除人们的陈见，另一方面则从统一和完善词的形式入手，鼓励并帮助万树编订《词律》一书，纠正了前人词谱中存在的许多错误，对严肃词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结合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陈维崧提高词体地位，将诗词并举的前提是坚持词与诗在形式上各有特点和维护词的形式的纯粹与独立。所以他的同乡后学蒋景祁曾说：“词韵比诗稍通，宋人填词太无纪律……后之作者，宁严毋宽，虽不能上守休文，亦不应颓唐自放也。”（注：《刻瑶华集述》，中华书局影印本《瑶华集》上卷。）这个观点和陈维崧的作法并无区别。蒋景祁曾随迦陵问学多年，其思想无疑会受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