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文学史的新视野 无论历史进程还是文学发展，元代都有显著特点。 元是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疆域空前广大，但在唐宋明清之间，立国时间最短，仅不足一世纪。它将广袤疆域中的人群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是主体民族；通常认为“色目”即“各色名目”，但更可能是“姓氏偏稀”（注：将色目释为“各色名目”，见《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52页。笔者依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的资料，将色目释为“姓氏偏稀”，见《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之意。姓氏偏稀，种族纷繁，就是色目人。 蒙古、色目（主要指“色目世臣”）是元代统治者。在元代文学史上，使用汉语写作的蒙古、色目作家出现在本来只属于汉族文人的中原文坛，并成为一道特殊风景线。它是历史的全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双语作家的成功范例。 元代，四种主要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初次齐聚文坛；它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有一个文人族属空前广泛的文化圈，来自欧亚大陆不同民族的作家（特别是诗人）纷纷使用汉语写作，使文坛色泽纷呈、异常活跃。元代诗人们的个人信仰不仅包容了传统的释、道两端，还有答失蛮与也里可温。答失蛮与也里可温是元代特有的词汇，前者指伊斯兰教教士，后者指基督教教士（实际两者都包括本人信仰与家族背景两方面）。这也是文学史所仅见。事实上，元代除疆域“大一统”，还是多元文化融会贯通的温床。而元代民族诗人们选择了当时文化水准最高的汉语作为写作的书面语言，对丰富自身修养以及提升整体文明程度所起的作用，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所以，蒙古色目诗人不但是元代文学研究的亮点、难点，也成为薄弱环节。 明人一般将元诗置于中国诗史的可有可无的单元，对蒙古色目诗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可言。终于清，诗坛主要是宗唐宗宋之争。但清初，由于康熙皇帝喜好，元诗地位有所提升。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到五十九年，诗学家顾嗣立倾个人之力陆续编刊三集《元诗选》，此后，席世臣又依顾氏遗愿，编刊了《元诗选癸集》。顾嗣立是当时对元诗了解最多、阅读文本最广泛的人，在他之后这三个世纪，人们对元诗的了解可以说是都源自《元诗选》以及《元诗选癸集》。顾嗣立始将蒙古色目诗人作为一种特殊文学现象研究，《元诗选》的诗人小传，以及他的诗学著作《寒厅诗话》，是重要的蒙古色目诗人论，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元诗选》选录了17位蒙古色目人的诗，《元诗选癸集》则有72位，从此，人们知道的元代曾用汉语写作、并有诗篇流传至今的蒙古色目诗人将近90人。这大大扩展了诗论家的视野，但那绝不是今存诗篇的蒙古色目诗人的总数。——经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数字与实际仍然相差甚远。 随着元诗文本的散失，到清初，已经见不到蒙古族诗人的完整的汉语诗集传世，色目人的情况要好得多。《四库全书》的元人别集收入的色目人诗文集，有六种二十九卷，具体是：马祖常（雍古人）《石田集》十五卷、萨都剌（西域人）《雁门集》四卷、余阙（河西人）《青阳集》四卷、廼贤（葛逻禄人）《金台集》二卷、王翰（西夏人）《友石山人遗稿》一卷、丁鹤年（西域回回）《鹤年诗集》三卷。历来公认，出身基督教世家的雍古人马祖常，是元代重要台阁诗文家；畏吾人贯云石是文坛影响广泛的人物之一；西域人萨都剌，与虞集、杨维桢并列为历来最受关注的元代诗人（注：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1期。），是元诗实际成就的标志。 通过我们对元诗文献所作的调查证实，元代有作品流传到今天的蒙古色目诗人，是《元诗选》与《元诗选癸集》著录的两倍以上，接近200人，是全部元代汉语诗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他们使用汉语写作的诗篇，是前人所掌握的至少三倍。这一成果不但极大丰富了对蒙古色目人使用汉语写作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而且对元代文学的面貌必然有所匡正。元代汉语诗坛是由汉族和蒙古、畏吾、龟兹、于阗、唐兀（河西）、西夏、康里、撒里、大食、钦察、回回、拂林、葛逻禄、乃蛮、阿鲁浑、克烈、塔塔儿、雍古、天竺……等数十个民族（注：上述名称不全都是族属，比如于阗、龟兹，只是指新疆和田、库车的居民。但元代原始文献中，就是这样区分，蒙古崛起时，它们是分立的，并不统属。）的诗人共同组成的，这是整部中国文学史所从未有过的盛况。此外，还有数十位诗人仅知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西域人），但未能确认具体族属。上述情况尚未包括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因为在元代他们属于“汉人”范畴。 随着这“大一统”的诗坛的确认，足以证实元代并非传统诗文的衰退时期。元代诗坛充满活力，具有无与伦比的代表性。这些特点都与蒙古色目诗人的活动分不开。 加深对蒙古色目作家与诗人的研究，将成为新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蒙古色目诗人的研究，其内容跨越了文史等诸多学科，它不但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成果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二、蒙古诗人 从草原文明起步，蒙古民族在一个世纪左右走完了往往要用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才完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文化而言，蒙古先借用回鹘文，进而创制了新字（八思巴文字），并将丰富的口头文学，拓展成书面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利用汉字写作诗歌，是蒙古族作家文学尽快成熟的“催化剂”。
